各分支机构、全体会员：《大熊猫主要寄生虫病监测技术规程》《兽医远程诊疗服务操作规范》《犬猫皮肤癣菌病诊疗技术规范》《犬猫有形成分分析仪》《动物高功率半导体激光理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动物医院综合能力等级划分》6项团体标准送审稿经2024年中国兽医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第十四次团体标准审定会和2025年中国兽医协会团体标准技术委员会第十三次团体标准审定会审定通过。以上共6项团体标准现予以发布（内容见附件），自发布之日起实施。附件： 1.T/CVMA 328—2025 大熊猫主要寄生虫病监测技术规程.pdf           2.T/CVMA 329—2025 兽医远程诊疗服务操作规范.pdf           3.T/CVMA 330—2025 犬猫皮肤癣菌病诊疗技术规范.pdf           4.T/CVMA 331—2025犬猫有形成分分析仪.pdf           5.T/CVMA 332—2025 动物高功率半导体激光理疗设备通用技术要求.pdf           6.T/CVMA 333—2025 动物医院综合能力等级划分.pdf中国兽医协会2025年12月8日通知原文：中国兽医协会关于发布《大熊猫主要寄生虫病监测技术规程》等6项团体标准的公告.pdf原文链接：https://www.cvma.org.cn/6785/202512/71916.html?sessionid=10

"马师皇奖" 创立于2013年由世界中兽医协会（WATCVM）颁发象征着全球中兽医领域的至高荣誉关于马师皇奖，你了解多少？ABOUT关于马师皇马师皇是传说中黄帝时期的著名兽医，被尊为中国历史上首位运用针灸与中药治疗动物疾病的人。据汉代《列仙传》记载，他精通马的体质与重要症状，患病动物在接受他的诊治后都会立即好转。有一天，一条龙飞下来，垂着耳朵，张着嘴靠近他，马师皇断言：“这条龙有病，知道我能治好它。”于是，他针刺它的上唇和嘴，并给它甘草汤喝，治好了它。"马师皇奖"以中国古代著名兽医马师皇之名命名，既表达了对传统中兽医文化的深切敬意，也承载着对当代中兽医领域杰出贡献者的高度肯定与赞赏。马师皇奖提名准则☑ 马师皇奖旨在表彰在临床与科研领域对推动全球中兽医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个人，是中兽医领域的最高荣誉。☑ 马师皇奖由WATCVM评审委员会评选。☑ 该奖项每位获奖者仅可获授一次。☑ 颁奖仪式于年度大会晚宴举行，由上届获奖者担任颁奖嘉宾。历年马师皇奖Dr. Greg Todd（2013年获得者）Dr. Greg Todd于1988年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获得DVM。1993年，开始跟随中医师Dr. Patrick Sullivan学习传统中医，并成为其学徒。1996年，获得国际兽医针灸协会认证。此后他在中兽医领域继续深造，并在国内外多次为国际兽医针灸协会、北美兽医大会提供讲座与教学工作。目前Dr. Greg Todd在佛罗里达州坦帕的达尼丁动物医院从事整合兽医学诊疗工作。Dr. Cheryl Chrisman（2014年获得者）Dr. Cheryl Chrisman于1968年获得密歇根州立大学DVM，1974年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取得硕士学位，并于1976年获得美国兽医内科学院神经病学专科认证，之后相继获得多项中兽医相关国际认证。Dr. Chrisman曾在佛罗里达大学担任教授及神经科主任长达三十年，任职期间将针灸疗法融入神经科临床实践，并兼任佛罗里达大学针灸科室团队成员。现为佛罗里达大学名誉教授，曾任《美国中兽医学杂志》主编，并担任美国传统中兽医学协会执行委员会成员。Dr. Bruce Ferguson（2015年获得者）Dr. Ferguson于1986年在佛罗里达大学获得动物行为学硕士学位，1992年获得该校DVM。他曾在北京系统学习推拿技术，并与谢慧胜博士共同开发了兽医推拿师国际认证课程。Dr. Ferguson在澳大利亚建立了西澳洲传统中兽医药学课程体系，并受聘为默多克大学兽医与生命科学学院的兼职高级讲师。Dr. Han Wen Cheng（2016年获得者）郑汉文医师毕业于嘉义大学并获得DVM，创办了台北首家动物医院的犬康复中心。他持有众多专业资质，包括中兽医领域的多项国际认证，以及小动物眼科学、神经内科学等国际认证。现任世界中兽医协会董事会委员、亚太中兽医协会主席、Chi University中国台湾校区负责人。郑汉文医师长期受邀为多个兽医机构及学院发表学术演讲。1999年荣获第27届兽医师杰出兽医贡献奖，2012年被全球孙思邈医学研究院评选为“国际十大中兽医领军人物”。Dr. Weerapongse Tangjitjaroen（2017年获得者）Dr. Tangjitjaroen毕业于泰国农业大学，获DVM。在曼谷担任私人马兽医三年后，他加入清迈大学兽医学院伴侣动物与野生动物临床医学系。2004年，他前往佛罗里达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佛罗里达大学求学期间，完成了兽医针灸师国际认证课程学习，并于2008年获得兽医针灸师国际认证。目前Dr. Tangjitjaroen担任清迈大学大动物教学医院院长，同时兼任清迈大学兽医针灸科室主任，泰国多所大学兽医针灸学科的客座讲师。Dr. Ferdinand Niessen（2018年获得者）Dr. Ferdinand Niessen于1989年获吉森大学DVM。毕业后至1999年，他在多家动物诊所及医院从事兽医临床工作，后创立卡塞尔小动物中心。2000年至今，他相继获得兽医针灸、中药、推拿等多项认证。Dr. Ferdinand Niessen是德国兽医针灸协会创始人之一，2007年至2018年担任国际兽医针灸协会（IVAS）代表大会成员，2011年至2013年任该协会董事会理事。2013年参与创立世界中兽医协会（WATCVM）并担任董事，2016年至2020年出任协会主席。他在德国及欧洲其他国家定期开展讲学活动。Dr. Aituan Ma（2019年获得者）马爱团教授，河北农业大学中兽医学院教授，世界中兽医协会副会长，美国中兽医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TCVM）执行副主编，Cornell University、University of Florida访问学者；三十余年一直从事中兽医教学、科研及临床，擅长应用针灸、中药、食疗治疗小动物疾病。曾多次受邀赴澳大利亚Murdoch University，南非University of Pretoria，西班牙兽医针灸协会，瑞士小动物年会，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及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讲学，推动中兽医在全世界的普及和应用。Dr. Judy Saik（2020年获得者）Dr. Judith Saik于1980年毕业于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现任佐治亚州温特维尔动物诊所整合兽医学执业医师。她的职业生涯涵盖多元领域：曾从事大动物及小动物诊疗，经营过马动物医院，担任宾夕法尼亚大学兽医学院教师，在兽医期刊发表多篇论文，并在兽医会议上展示原创研究成果。目前她专攻传统中兽医学，持有兽医针灸与中药师国际认证，现任《美国中兽医学杂志》主编。Dr. Antonio A Alfaro（2021年获得者）Dr. Antonio A Alfaro于1975年获得巴西巴拉那联邦大学DVM，并于1979年在明尼苏达大学取得硕士学位，主攻大动物外科、放射学及麻醉学。2006年获得兽医针灸师国际认证，随后相继取得兽医食疗、推拿及中药师国际认证，并于2018年获得中兽医学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师从Dr. Richard Teh-Fu Tan研习平衡针法，并获得平衡针法认证，并于2018年取得平衡针法研究院颁发的高级平衡针法医师认证。Dr. Alfaro于2005年自哥斯达黎加大学马外科教授职位荣休，目前仍在哥斯达黎加及海外持续开展讲学活动。Dr. Mushtaq Memon（2022年获得者）Dr. Mushtaq Memon，华盛顿州立大学教授，世界中兽医协会执行总干事、动物生殖学专家、美国兽医学院产科学专家。在加入华盛顿州立大学之前，他曾任教于俄克拉荷马州立大学、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及塔夫茨大学的兽医学院。Dr. Mushtaq Memon是国际知名学者，曾以学者、访问教授、顾问或志愿者身份到访28个国家，致力于提升教育水平。他是华盛顿州立大学保罗·艾伦全球健康学院的创始教员之一，著有约120篇发表于权威期刊及会议论文集的学术文献，并参与合编三部专著。其最新著作《整合兽医学》已于2023年出版。Dr. Ron Koh（2023年获得者）Dr. Ron Koh，佛罗⾥达⼤学兽医学院硕⼠毕业，加州⼤学戴维斯分校兽医学院整合医学中⼼副教授；曾任美国路易斯安那州立大学兽医学院副教授，兼整合与康复医学科主任；拥有美国小动物运动医学及康复学专家认证；获得兽医康复师、兽医针灸师、兽医⻝疗师、兽医中药师、兽医脊椎矫正师、⾼压氧技师等认证；专注于兽医整合医学、中兽医学、兽医康复学等领域的临床实践。Dr. Lorena LLoret-Nadal（2024年获得者）Dr. Lorena LLoret-Nadal，于2002年毕业于西班牙穆尔西亚大学，获得DVM，兽医针灸师、中药师、推拿师、食疗师等国际认证。2014年至2021年期间，她担任西班牙马德里阿尔方索十世大学兽医教学动物医院中兽医专科主任。Dr. LLoret是谢博士著作《TCVM: Fundamental Principles》西班牙语版的译者兼主编。她现任中兽医欧洲分校、西班牙分校及爱尔兰分校的负责人，并在全欧洲担任兽医针灸师国际认证课程的首席讲师。Dr. LLoret专攻小动物与马的中兽医诊疗，目前在爱尔兰开设自己的整合医学动物医院。Dr. Tatang Cahyono（2025年获得者）Dr. Tatang Cahyono，印度尼西亚艾尔朗加大学兽医学院博士，先后取得兽医针灸师、中药师、食疗师、推拿师等多项国际认证，并于2016年获得中兽医学硕士学位。同时获得了新泽西自然健康学院颁发的宠物营养师认证，并受邀担任多家宠物健康公司的首席营养师。Dr. Cahyono在雅加达开设多家连锁动物医院，以中兽医诊疗为主，配合西医及营养学。现任世界中兽医协会理事，并担任中兽医印尼分校负责人。在这些优秀中兽医师的不懈努力下，中兽医学在全球范围内不断发展和壮大。无数小生命在他们的帮助下重获健康，因此，将”马师皇奖“这份殊荣授予他们，可以说是实至名归。中兽医的未来任重道远，我们相信，今后不仅会有更多获奖者涌现，也将有更多像他们一样优秀的传承者与开拓者，共同推动中兽医学走向更加辉煌的明天。这不仅是一个奖项，更是一种使命。推动传统兽医学与现代科学结合，促进动物健康与全球中兽医事业发展。期待在未来的领奖台上看到大家的身影！

兽用多西环素是广谱四环素类抗生素，核心联合价值在于覆盖混合感染（细菌+支原体/附红细胞体） 和增强对顽固菌的抑制效果，需严格遵兽医指导使用。一、简要介绍1、关于多西环素的药物特点：①多西环素物理性状：为黄色（浅黄色）粉末状药物，味苦，具有抗菌高效、毒性较低、抗菌谱较广、吸收率高且快的特点；②多西环素抗菌机制：多西环素经猪只口服给药吸收→进入细菌细胞→作用于细菌核糖体30S亚基→干扰细菌蛋白质合成→使其无法正常生长繁殖→起到速效抑菌效果；③多西环素在同类兽药（四环素类）中的抗菌强度比较：多西环素＞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所以说，多西环素称之为四环素类抗生素中的“领头羊”当之无愧，也是仅次于氟苯尼考的最常用的兽药品种之一；多西环素的脂溶性高，抗菌强度高于土霉素强2-4倍，常见为粉剂，针剂少见，且对猪的刺激性较大；④多西环素的抗菌谱和应用：多西环素属于超广谱的抗生素之一，抗菌谱包括猪只常见的G+性菌、G-性菌、立克次体、猪密螺旋体、猪支原体（猪气喘）、猪原体（母猪流产）、猪附红细胞体（猪多发性溶血）、部分原虫，（概括为二菌+四体+一虫）；多西环素对G+性菌的抗菌敏感性高于G-性菌，如猪葡萄球菌感染、猪化脓性链球菌、猪肺炎球菌、放线菌所致的呼吸道炎症和软组织感染；2、兽用多西环素的使用注意事项：①兽用多西环素在碱性环境中易分解，在酸性环境中更稳定；②多西环素不宜与含铝、镁、钙、铁等金属离子的饲料或药物一起使用；③多四环素在拌料给药：适当在饵料表面喷撒少许油脂，可提高猪只肾小管对药物的重吸收率，从而提高药效；④多西环素在猪只体内存在肝肠循环机制：多西环素在猪只体内通过胆汁排入肠道→在肠道内吸收后回到肝脏→重新存贮至胆囊→再次排入肠道，从而提高药物半衰期；⑤猪只长期使用多西环素，会导致二重感染：猪肠道有益菌群失活导致消化系统减弱、肝损伤和维生素B、维生素K缺乏症；⑥强力霉素属于速效抑菌型抗生素：不可与速效杀菌性抗生素如青霉素类（包括阿莫西林）、头孢类一起使用，以免降低药效；二、核心联合用药方案（附药效逻辑）1. 与大环内酯类联用（针对“细菌+支原体”混合感染）搭配药物：泰乐菌素、替米考星、阿奇霉素。药效特点：多西环素覆盖革兰氏阳性菌（如链球菌）、阴性菌（如大肠杆菌）及附红细胞体；大环内酯类专攻支原体（如猪气喘病、鸡慢呼病原体），二者联用同时解决呼吸道混合感染的双重病因，是畜禽呼吸道疾病（如猪传染性胸膜肺炎、鸡败血支原体病）的经典方案。此外，多西环素与泰妙菌素、大环内酯类抗生素（如替米考星、泰万菌素）、同类四环素类药物之间联用，治疗猪顽固性呼吸道和其他疾病也有较好效果；2. 与磺胺类药物联用（增强对顽固菌/原虫的疗效）搭配药物：磺胺间甲氧嘧啶钠（SMM）、磺胺氯达嗪钠。药效特点：多西环素抑制细菌蛋白质合成，磺胺类阻断细菌叶酸代谢，二者作用于细菌不同代谢环节，形成“协同抑菌”，显著提升对附红细胞体病、弓形虫病、萎缩性鼻炎（多杀性巴氏杆菌）等顽固感染的治愈率。风险提示：需同时补充维生素B族，避免磺胺类药物导致的肠道菌群失衡。3. 与氟苯尼考联用（针对耐药性阴性菌感染）搭配药物：氟苯尼考（酰胺醇类）。用于猪大肠杆菌、巴氏杆菌、沙门氏菌、传染性胸膜肺炎放线菌、猪支原体所致的猪呼吸道疾病、母猪生殖系统炎症、全身性感染和败血症，治疗范围较广，且更适合中大猪使用。药效特点：多西环素对部分耐药阴性菌（如副猪嗜血杆菌）有基础抑制作用，氟苯尼考对耐药阴性菌的杀灭效果更强，二者联用针对重症肠道/呼吸道感染（如猪副猪嗜血杆菌病、牛巴氏杆菌病），尤其适用于单一用药效果不佳的场景。风险提示：氟苯尼考有免疫抑制作用，幼龄畜禽（如仔猪、雏鸡）需控制剂量。三、药效特点（独有的用药优势）1. 广谱性强：对革兰氏阳性菌、阴性菌、支原体、衣原体、附红细胞体、弓形虫等均有效，适配多种混合感染场景。2. 体内分布广：能穿透血脑屏障、胎盘屏障，且在肺部、肠道、关节液中浓度高，特别适合治疗呼吸道、肠道及全身性感染。3. 长效性：半衰期长（猪体内约12-18小时），可减少给药次数（如每日1次），降低应激。4. 耐药性风险：长期或滥用易产生耐药性，需避免单独作为预防性用药，且不可与同类四环素类（如土霉素）交替使用。四、关键用药禁忌禁止与青霉素类（如阿莫西林）、头孢类联用：多西环素抑制细菌繁殖，会降低青霉素/头孢类“杀灭繁殖期细菌”的药效，产生拮抗。休药期严格执行：猪休药期通常为28天，鸡为7天，牛奶废弃期7天，避免药物残留。

导读：东汉末年，杰出的医学家张仲景所著的《伤寒杂病论》成书后，由于战乱而失散，后经晋代王叔和整理、编次，至宋代成为《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两书使《黄帝内经》的基本理论和临床实践更具体地结合起来，奠定了我国的临床医学理论，即“辨证论治”的基础。这为后世中医药学的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成了后世医者必读的重要著作，并被列为中医学经典著作。【正文】笔者根据《伤寒论》和《金匮要略》两书对辨证论治、组方用药的具体运用，结合后世的药物学、方剂学理论和临床实践经验及现代药理研究，采用对照、比较、推理、归纳、综合分析的方法，研究其对药组合的规律、法则、原理和应用，以便帮助同道进一步学习张仲景的理法方药，更好地继承和发展中医学。现将其对药配伍规律和法则阐述如下。1、同类药物相配伍，提高药物原有功效。针对疾病发生的主要原因施治张仲景的这种配伍方法应用甚广，但是这种方法并不是任意两种或两种以上同类药物的机械拼凑，而是根据疾病的病位、病性、病势、病程，结合药物的性味、归经、功能，有选择地通过一定的配伍而相互促进，取长补短，从而达到适合病情、增强疗效的作用。需要引起注意的是，通过这种合理的配伍所组成的对药，绝不是药物原有功效的机械相加，而是发挥了两药各自所不能达到的药物功效。这类对药的组合基础，一般有以下三个方面。(1)以性味相同为基础：依据药物的寒、热、温、凉、酸、苦、甘、辛、咸及涩、淡等性味加以组合，是提高药物功效的途径之一。如黄芩、黄连两药均味苦，性寒，相伍之后，清热泻火以解毒，清热燥湿以止痢，清热凉血以止血；人参、白术两药均味甘、苦，性温，相伍之后补脾益气生津；干姜、附子两药均味辛，性热，相伍之后回阳救逆，温中祛寒，温经止痛。此类对药相伍的关系，均属于药物配伍中的相须关系。组合的结果，临床疗效比较明显和突出。(2)以归经相同为基础：“归经”是金代张元素提出的。他在《珍珠囊》一书中，几乎对每味药都注有“归某经”字样。他认为，药物各归其经，则力专而效灵。所以，从归经的角度认识探讨张仲景的药物组合规律，是了解其对药组合规律的主要途径之一。如紫菀、款冬花同归肺经，润肺化痰，止咳平喘；水蛭、虻虫同归肝经，活血化瘀，消癥破结；芫花、甘遂、大戟同归肺、脾、肾三经，攻逐水饮等。(3)以功能相似为基础：功能相似为基础亦是张仲景配伍的主要依据。如麻黄、桂枝均是解表之品，两者相伍，相须为用。麻黄重在宣肺气，开腠理，透毛窍；桂枝重在强壮心阳，温通经脉，解肌发汗。麻黄得桂枝之佐，发汗之力倍增。若单用麻黄则发汗力弱，单用桂枝则无发汗之功。大黄、芒硝均是清热泻火、攻积导滞之良药。大黄直降下行，攻积导滞通便；芒硝润燥软坚，能使坚硬之便变软。两药配合，互相促进，从而使泻火导滞通便功能大为增强。2、异类药物相配伍，治疗阴阳、气血、升降、开合失调和寒热、虚实相兼证。中医学把人体看成一个以脏腑为核心的有机整体，把人体和自然界一切事物都看成是阴阳对立的两个方面，因此，虽然疾病的发生、发展错综复杂，千变万化，但就其病理过程来讲，总不外乎阴阳失调、邪正消长、升降失常三个方面。阴阳失调是体内阴阳、气血、营卫等失调的总称，是一切疾病发生、发展的根本原因。邪正消长也就是邪正斗争的过程，它决定着疾病的发展、变化与转归；升降出入是人体气化功能的基本形式，亦可说是机体进行新陈代谢，维持生命活动的基本过程。这三个方面互相联系，互相影响，但在疾病的发展过程中，总是以一种病理变化为主，其他则处于次要地位。张仲景在组药过程中，根据疾病的病理变化，应用性味、归经、功能完全不同的药物相配伍进行治疗，其大体可以分为以下四个方面。(1)表里、上下药物相配伍，治疗表里同病、上下同病：疾病在发生发展过程中，经常可见两个不同部位同时发生病变。常见的是表病及里、表里同病、里病及表和上下同病。此时，常需应用两个部位同治的法则。如风寒束表，肺胃郁热的证候，则需要以麻黄和石膏相伍。麻黄发汗解表散寒，使表邪尽散；石膏清热泻火，使肺胃郁热得清。“伤寒，医以丸药大下之，身热不去，微烦者，栀子干姜汤主之。”证为胸膈有热，腹中有寒，用栀子苦寒清胸中之热，干姜辛热温肠胃之寒，共使阴阳得和，上下病消。(2)寒热、补泻药物相配伍，治疗寒热夹杂、虚实相兼证：寒热夹杂、虚实相兼是临床常见证候，常需采用寒热并用、攻补兼施的方法治疗。如“伤寒，胸中有热，胃中有邪气，腹中痛，欲呕吐者，黄连汤主之”。证为胸中郁热，胃中有寒，张仲景则以黄连清热，干姜祛寒，同时以人参、甘草、大枣扶正，共使寒热去，正气复，阴阳和，升降顺，诸症解。(3)升降、开合药物相配伍，治疗升降失常，开合失宜所致的病变：升降、开合是脏腑功能活动的表现。在脏腑升降、开合功能失调的情况下，则应采用调和的治疗法则，升降药并用、开合药并用的配伍方法，使其升降、开合各有所治，均得其常。如四逆散中，柴胡和枳实相伍，柴胡主升走肝，枢转气机，疏散郁结，使阳气透达于表，枳实主降走脾，破气行痰，散结消痞，使浊气通利于下，共使枢机运转，肝脾调和，诸症自愈。小青龙汤中细辛与五味子相伍，用细辛之辛散，五味子之酸收，相须为用，相得益彰，止咳平喘功效增强。(4)气分药和血分药相配伍，治疗气血亏损、气血逆乱：“气为血之帅，血为气之母”，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为用。在病理情况下，气虚则引起血虚，气滞则引起血瘀，反之亦然。因此，气血病变，补气药和养血药，行气药与活血药，往往相须为用。《黄帝内经》曰：“形不足者温之以气，精不足者补之以味。”气行则血行，气滞则血滞，故张仲景在治疗气血病变时，补气药和补血药并用，行气药和活血药并用，清气分药和凉血分药并用。如人参、当归相伍，人参补气，当归补血；枳实、芍药相伍，枳实行气，芍药活血；百合、地黄相伍，百合清气分之热，地黄凉血分之热等，均属于这类配伍方法。3、君药与臣、佐、使药相伍，提高君药治疗效果。方剂的组成原则概括起来是君、臣、佐、使。对药的配伍亦包涵了这样的内容。即选用针对病因或疾病本质或主证而起主要治疗作用的药物作君药，以解决疾病的主要矛盾；同时辅以协助之药，增强药效，作为臣药；配以治疗兼证，或监制主药，制约其毒性和烈性的药物，作为佐药；配以具有引经和调和作用的药物，作为使药。如麻黄与桂枝相伍，麻黄发汗解表为君，臣以桂枝，则使麻黄发汗解表之力倍增。半夏与生姜相伍，两者相须为用，降逆止呕功妙。同时半夏与生姜又具有相畏关系，使半夏毒解。大黄和甘草相伍，甘草既能缓和大黄峻攻下行之性，又能使其清胃热而不伤正。4.、改变药物的用量，治疗不同性质疾病。在对药组成不变的情况下，通过调整其用量，改变对药的原有功效。如桂枝和芍药相伍，两者用量相等，桂枝助卫气，散风邪；芍药益营气，养阴液，从而使营卫调和，表解邪去。若两者相伍，加大芍药用量，两者之比例变为1：2，此时芍药成为君药，桂枝成为臣药，两者相伍，酸甘化合，收多于散，药物功能则变成了补脾和中，缓急止痛。若两者相伍，加大桂枝用量，这时桂枝与芍药相伍的功效不再是调和营卫，而变成了温阳降逆平冲的功效。又如小承气汤、厚朴三物汤、厚朴大黄汤三方都是由大黄、枳实、厚朴所组成，但小承气汤用大黄四两为君药，臣以枳实三枚，厚朴二两，目的在于泻热通便，用于肠胃热结，大便秘结证；厚朴三物汤用厚朴八两，大黄四两，枳实四枚，以厚朴、枳实为君，臣以大黄，目的在于除胀消满，用于肠胃气滞，腹部胀满证；厚朴大黄汤用厚朴一尺，大黄六两，枳实四枚，以厚朴、大黄为君，臣以枳实，目的在于开胸泄饮，用于治疗水饮停于胸胁，咳饮作痛的支饮证。此外，有些对药的临床功效由于煎法和炮制方法不同，其功能亦发生相应变化。如大黄与黄连相伍，有水煎和浸泡之分，水煎取其气和味泻胃火以止吐血；浸泡取其气清胃热以消痞满。生附子与干姜相伍，重在回阳救逆；炮附子与干姜相伍，则重在温经祛寒止痛。总之，在临床实践中，既要掌握张仲景对药组成的基本原则，又要熟悉每味药的性味功能，根据不同情况，灵活运用，使药物在配伍之后能更好地发挥其功效，提高临床治疗效果，扩大药物的使用范围。

会议笔记 | 周宏超：规模化猪场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防控与净化实践原创 陆茂林整理 冠牧精准诊断冠牧精准诊断兽医检测专家。检测安心，服务用心。239篇原创内容公众号2025年8月25日至27日，第三届南方动物营养发展论坛暨2025全国猪业好种苗产业链接大会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厦门隆重举办 。本届大会以“新势力·新动能·新高地”为主题 ，汇聚了国内畜牧种养及饲料营养领域的顶尖专家、行业领袖与一线精英 。在为期两天的知识盛宴中，与会专家们围绕饲料营养创新、高健康种猪的营养体系建设、猪群疫病净化与防控及优质种苗产业链发展等关键议题，分享了最前沿的行业洞见与实践方案，共同为产业的升级与破局探索新方向。为将这份宝贵的行业智慧传递给更多同仁，冠牧精准诊断团队特将大会的精华内容梳理提炼。我们将通过“冠牧精准诊断”公众号，与您分享本次大会的学习笔记，希望能与您共同学习，携手进步。敬请持续关注！近年来，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俗称“蓝耳病”）的流行病学特征日趋复杂，毒株多样性及重组现象频发，给规模化猪场的生产和健康管理带来了巨大挑战。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周宏超老师，在这场深度技术分享中，系统性地阐述了规模化猪场在PRRS防控与净化方面的实践经验。本次分享不仅涵盖了最新的流行现状分析，更通过一个详实的净化案例，展示了从“阳性不稳定”到“双阴性”的完整操作路径。周宏超 博士，养猪一线实战专家，国家执业兽医师，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病理学分会理事。30年来一直在养猪一线从事规模化猪场主要疫病防控与净化，实验室检测，病理学诊断等工作，现为大北农集团正能平台（正能集团）首席专家本次讲座的分享内容主要围绕四大核心模块展开：首先是PRRS的当前流行现状分析，其次是规模化猪场的系统性防控实践，再次是实现PRRS净化的核心策略，最后通过一个完整的净化案例进行实战解读。周宏超老师开篇指出，在养猪业中，生产成本的控制是关键。其中，品种的遗传基因决定了成本的上限，而猪群的健康管理水平，则直接决定了生产成本的下限。一个健康的猪群是实现理想生产效益的基础。一、 PRRS：持续演变的威胁与流行现状周宏超老师首先分析了育肥猪场常见的疾病发病规律。在一张清晰的时间轴图上，他标示出猪只从断奶到出栏（4周龄至26周龄）各个阶段的主要健康威胁。其中，蓝耳病（PRRS）与圆环病毒的危害期贯穿了从4周龄到10周龄的关键保育阶段，并在13-15周龄期间出现抗体转阳。这表明PRRS是影响猪群早期健康和生产性能的核心病原之一，并常与链球菌、支原体等继发感染交织在一起，构成复杂的猪群健康挑战。根据猪场内PRRS病毒的感染和免疫状态，可以将猪场分为六个等级：阳性不稳定场（高流行率）、阳性不稳定场（低流行率）、阳性稳定场（使用疫苗）、阳性稳定场（不使用疫苗）、趋于阴性场，以及最终的目标——蓝耳病净化场。清晰地评估猪场当前所处的等级，是制定一切防控和净化策略的起点。目前，PRRS的流行现状呈现出高度复杂性：· 毒株多样化：美洲型毒株仍以类NADC30毒株流行为主，且其致病性差异显著，其次就是类NADC34毒株，其致病性同样存在差异，主要对怀孕后期的母猪造成流产、死胎等繁殖障碍。· 重组成为主流：以类QYYZ毒株为代表的变异和重组毒株已成为新的流行主力。· 欧洲型毒株检出率增加：欧洲型毒株在国内的检出也愈发普遍，使得整体流行态势更加复杂。PRRS病毒在猪体内排毒和带毒时间非常持久，这是其难以清除的关键原因。周宏超老师列举的数据显示：唾液带毒可长达42天；公猪精液中，野毒可带毒92天；保育育肥猪感染后，病毒血症最长可持续70天；而在扁桃体中，病毒核酸甚至可以持续检出长达225天。尤为关键的是，母猪在妊娠后期感染，其所产仔猪的病毒血症可持续210天，这构成了病毒代代相传的顽固循环。周宏超老师表示在临床观察到的带毒时间比文献报道的更长，这进一步凸显了PRRS防控的艰巨性。总结来说，当前PRRS的流行态势是由疫苗毒株的演化与野毒株的不断重组共同驱动的。特别是类NADC30/NADC34毒株与疫苗病毒的重组频繁发生，加上欧洲型毒株的传入，导致了疫苗的交叉保护效果不足，许多原有的防控策略因此部分失效，亟需更系统性的应对方案。二、系统性防控：构建猪场PRRS的“防火墙”面对复杂的PRRS问题，周宏超老师强调必须采取系统性、结构性的综合防控措施。这套体系的核心在于四个环节：首先要明确防控目标，其次是根据猪场实际情况细化防控方案，最关键的是要有强有力的执行力，最终实现疾病的“可防可控”。周宏超老师以艾滋病的防控技术路线作为类比，来说明PRRS防控的复杂性。人的艾滋病主要是个体层面的控制，而猪场的PRRS则是群体性的问题，其传播途径更广，控制难度更大，需要的是一整套“组合拳”。关键点一：生物安全管控周宏超老师指出“生物安全措施是蓝耳病防控的首要措施！”他进一步解释，70%-80%的生物安全问题，实际上可以通过前期的猪场设计和工艺流程来解决，这是一种结构性的预防。猪场作为一个生产系统，所有进入和流出的元素都伴随着风险。图示清晰地展示了从空气、水源、饲料、人员，到精液、后备母猪等所有输入端，以及废水、粪便、商品猪等所有输出端，都是潜在的生物安全风险点。因此，猪场的选址与工艺流程设计至关重要。理想的选址应远离其他猪场（>3-5km）、屠宰场（>5-10km）和主要公路干线，并优选地形高燥、水源充足且易于隔离的“孤岛”地形，如三面环山、断头路尽头等。一个设计完善的猪场，其外部功能点的布局也十分考究，例如会设置专门针对猪车和料车的两级消毒点、独立的售猪点、烘干房等，并将母猪场设置在核心保护区。在猪场内部布局上，周宏超老师提倡“敬畏行业，适度规模”，并推荐了“网格式小单元管理”模式。其核心设计理念包括：功能区（隔离区、生活区、生产区、无害化处理区）清晰划分；严格遵循“全进全出”的大批次生产节奏；脏、净区（红、灰、绿区）严格分离；确保人员、物资、猪只单向流动，交叉最小化。关键点二：猪群流动管控周宏超老师推荐采用“两点式”生产流程，即将繁育场和保育育肥场分开。在繁育场内部，实现种猪自给自足（自供后备母猪），并严格执行批次化管理（如36天一批），实现真正的“全进全出”。在完善的生物安全体系基础上，可以科学地为疫苗免疫“减负”。周宏超老师以一个4992头母猪场的设计思路为例，猪群的流动被严格规划，从隔离区到生产区，再到售猪出口和场外无害化处理区，都形成了闭环且单向的路径。为了支撑精准的健康管理，猪场前置的移动检测实验室也必不可少，其内部布局严格遵循单向流原则，从分样核酸提取间、配液间到扩增间，人流、物流、气流均单向流动，防止交叉污染。与母猪场配套的保育育肥场设计也遵循同样的逻辑，确保上下游环节的生物安全能够无缝衔接。这些设计最终服务于明确的生产目标。关键点三：批次化生产批次化生产是现代规模化猪场防控非洲猪瘟和PRRS等重大疾病的有效手段。其优势体现在：减少出猪频率，降低外部病原引入风险；便于产房实现整场（线）的“全进全出”，有效切断PRRS和流行性腹泻的传播链；提升人员工作效率；提高批次内猪群的抗体整齐度。关键点四：精液双阴性 周宏超老师特别强调，外购精液必须确保PRRS病原阴性，因为精液是引入PRRS的重要途径。研究表明，猪的精液可携带PRRS病毒、伪狂犬病毒、圆环病毒等多种病原。因此，对公猪站和精液的生物安全管控是核心场安全的第一道防线。关键点五：核心场蓝耳病双阴性 实现核心种猪群的PRRS病原与抗体双阴性，是为整个生产金字塔提供健康“芯片”的根本保障。关键点六：后备母猪驯化驯化的核心目的是让场内只流行单一毒株，从而实现免疫稳定。针对阳性稳定场和不稳定场，有不同的驯化方案（疫苗免疫或阳性血清驯化）。周宏超老师提醒，使用阳性血清驯化是“没有办法的办法”，必须确保血清来源“干净”，不含其他病原。通过让后备猪接触场内特定的野毒株，可以获得对同源病毒的终身免疫力，这是一种高效的“消毒”效果。关键点七：合理使用疫苗 疫苗仍是控制PRRS的重要工具。策略上应选择经典的毒株活疫苗与高同源性的灭活疫苗进行科学组合免疫。针对不同状态的经产母猪群（阳性不稳定、阳性稳定、趋于阴性），应采用不同频率和类型的疫苗免疫方案。活疫苗的主要作用是减少临床症状和病毒血症，改善生产指标。但同时必须认识到，PRRS减毒活疫苗存在安全性、毒力返强、长时间排毒、垂直传播以及与野毒重组等固有缺陷。周宏超老师分享了活疫苗与灭活疫苗联合使用的增效机理：在活疫苗或野毒感染“打底”后，再接种灭活疫苗，可以诱导产生更多的中和抗体，提升免疫效果。对于阳性不稳定场的仔猪，应根据本场病原阳性率的高低，在7日龄或14日龄采取不同的免疫策略（灭活苗或“活苗+灭活苗”组合）。关键点八：生产管理水平生产管理的水平决定蓝耳病发病的概率，减少应激、强化消毒、控制继发感染是日常管理的核心。在产房管理上，必须严格执行禁止寄养（或仅做数量均衡）、仔猪“全进全出”、免疫接种“一窝一针头”等关键措施，并加强对水帘、风机等设施的消毒。关键点九：定期检测和监测必须建立常态化的监测体系，例如每3个月对猪群进行一次病原和抗体监测。利用去势液、弱仔猪血清等样本，可以有效评估垂直传播和水平传播的情况，为防控策略的调整提供数据支持。三、 PRRS净化策略：从“共存”到“清除”PRRS净化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不免疫无疫”，即猪群的PRRSV核酸与抗体检测均为阴性。周宏超老师介绍了三种主流的PRRS净化方案：1. 清群-建群-长期维持（成本高，但最彻底）；2. 从阳性稳定场出发，通过“免疫-封群-停免-检测-淘汰”的路径逐步净化；3. 从阳性不稳定场出发，通过免疫或血清驯化稳定后，再进行封群净化。具体的净化步骤通常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稳定期）：首先进行封群，通过疫苗或场内病毒对全群进行感染，使猪群免疫状态均一化。同时，配合药物保健和严格的产房管理（McRebel操作），直至场内检测不到病原循环（约需13-33周）。· 第二阶段（净化期）：当连续多批次的断奶仔猪样品检测为阴性后，可解除封群，开始自留后备猪。当自留的后备猪在8周龄以上，病原抗体检测仍为阴性时，即可宣布净化成功。四、净化案例分享：一个260天的“双阴”之路周宏超老师分享了一个西北地区4000头母猪场的PRRS净化实战案例。该猪场选址优越，生物安全硬件设施齐全，为净化提供了良好的基础。该场存栏母猪4000头，后备母猪2000头，采用4条独立生产线和36天批次的生产工艺，仔猪24日龄断奶后转出。第一步：现状调查在净化开始前（9月），团队对场内各阶段猪群进行了系统采样，包括基础母猪、公猪、流产母猪、后备猪和3日龄仔猪的去势液等。调查结果显示：虽然成年猪群病原多为阴性，但抗体阳性率极高（73%-90%），S/P值离散度大。关键的突破口在于，3日龄仔猪的去势液检测出了PRRSV阳性，这表明病毒仍在母猪群中存在垂直传播。基于这些数据，该场被准确评估为“蓝耳病阳性不稳定场（高流行率）”，这是制定后续净化方案的科学依据。第二步：免疫稳定从10月1日开始，该场对全群进行了一次PRRS活疫苗普免，随后在21天后和42天后，又连续进行了两次PRRS灭活疫苗的全群普免。通过“先活后死”的免疫程序，旨在快速建立整齐、稳定的免疫背景。同时，从11月1日开始，停止了产房仔猪的疫苗免疫。第三步：封群净化从项目启动起，猪场便停止引进任何外源后备母猪。从12月1日开始，猪场实现了真正意义上的闭群——不引种，不留种（仔猪断奶即走），并全面停止PRRS疫苗免疫，彻底切断病毒的内外循环。在封群净化期间，严格的产房管理是重中之重。措施包括专人分间饲养、严格的消毒程序、规范寄养（只做数量均衡）、严格执行“一窝一针头”。同时，及时淘汰无价值的病弱仔猪、保证断奶仔猪“全进全出”、对空栏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烘干和火焰灼烧，这些都是切断病毒在产房内部循环的关键。此外，还包括仔猪中转销售、料车专车专用，以及对弱仔猪和转出到代养场的仔猪进行持续的病原和抗体检测，形成一个完整的监控闭环。在生物安全管控方面，进一步降低了人员和物资的进出频率，并加强了对粪污的处理（增加排空频率并用消毒剂处理），以减少水平传播的压力。第四步：药物保健与阳性猪淘汰在整个净化期间，每月对全群进行一次为期14天的药物保健（替米考星+多西环素等）。净化过程中的“拔牙”操作至关重要。在封群2个月后，对全群进行检测，淘汰所有PRRS病原阳性猪只。在封群4个月后，再次进行全群检测，同时淘汰病原阳性和抗体阳性的猪只，以加速净化进程。第五步：净化进展跟踪为了实时评估净化效果，猪场每月对标记的母猪和所有公猪进行采血检测，并对每批次的去势液和弱仔血清进行病原学检测。对标记猪群的跟踪数据显示，从12月到次年5月，猪群的平均抗体S/P值从1.3一路下降到0.0，抗体阳性率也从73%降至0。与此同时，对仔猪去势液和弱仔血清的连续监测也显示，病原阳性在项目初期偶有检出，但很快转为持续阴性。最终成果：到次年5月31日，该母猪场实现了连续16批次仔猪去势液和弱仔血清的PRRS病原、抗体双阴性，标志着该场成功达到了“PRRS双阴净化场”的标准。后续，通过持续的生物安全管控和常规保健方案，猪场成功维持了这一来之不易的净化状态。案例小结：本项目以一个4000头规模化母猪场为实践对象，通过系统的流行情况评估、疫苗免疫稳定、严格封群净化、过程评估及净化后维持等一系列工作，在260天内成功实现了PRRS双阴性状态，并已持续稳定维持4个月，为行业内PRRS的净化提供了宝贵的实战经验。冠牧学习心得本次周宏超老师的分享，对规模化猪场的管理者和兽医具有极高的实践指导意义。以下为核心学习心得：· 结构性生物安全是根基： 讲座反复强调，猪场的选址、布局和工艺流程设计是PRRS防控的“第一道、也是最重要的一道防线”。与其在后期疲于应对，不如在猪场建设之初就通过结构性设计，从根本上降低疫病传入和传播的风险。· 净化始于精准评估： 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在启动任何净化项目前，必须通过系统性的采样和检测，准确评估猪场当前的PRRS感染状态（如“阳性不稳定，高流行”）。这是制定科学、有效净化方案的唯一依据。· “免疫稳定”是“封群净化”的必要前奏： 对于阳性不稳定场，不可贸然直接封群。必须先通过“先活后死”等免疫程序，将猪群的免疫状态调整到相对均一和稳定的水平，为后续的病毒清除创造有利条件，否则净化极易因病毒的持续散播而失败。· 监测是净化的“眼睛”： 持续、多维度的检测是贯穿净化全程的“导航系统”。特别是利用去势液、弱仔血清等样本进行病原监测，能高效、灵敏地反映母猪群的垂直传播情况，是判断净化进展和宣告成功的关键指标。· 淘汰的决心决定净化的速度： 净化不仅是技术活，更是管理上的考验。在净化后期，下决心淘汰所有病原阳性甚至抗体阳性的“带毒”或“带苗”猪只，是加速进程、防止功亏一篑的关键一步。这需要管理层在短期成本和长期收益之间做出果断决策。

王梦旖1，任静静1，武正前2，王志艺1，吴俊煌1，甘露露1，李  丹1，尚佑军1*，郑海学1*（1.中国农业科学院 兰州兽医研究所 兰州大学动物医学与生物安全学院 动物疫病防控全国重点实验室，甘肃 兰州  730000；2.古浪县农业产业化服务中心，甘肃 武威   733000）摘要：制备非洲猪瘟病毒（ASFV）pH108R蛋白的多克隆抗体。首先，通过分析H108R基因的跨膜区（TR）并去除该区域，构建pH108R重组蛋白的原核表达质粒pET-22b-H108RΔTR，并经酶切鉴定验证成功构建此质粒。随后，将质粒转化至大肠杆菌BL21（DE3）感受态细胞中，通过IPTG诱导表达pH108R蛋白。SDS-PAGE检测显示蛋白以包涵体形式表达，经镍柱亲和层析法纯化后，用于免疫豚鼠制备多克隆抗体。免疫印迹、间接免疫荧光和免疫共沉淀试验结果表明，制备的多克隆抗体能够特异地识别ASFV感染的猪肺泡巨噬细胞中表达的pH108R蛋白。本研究为深入研究ASFV pH108R蛋白的生物学功能提供了有效的检测工具。原文链接：非洲猪瘟病毒pH108R蛋白的原核表达及其多克隆抗体的制备PDF

在行业降本增效的大背景下，兽医工作的关注点应从单纯治疗转向经济效益管理。梭菌病作为一种可导致急性死亡或影响生长性能的疾病，是实现“多生少死”和良好经济指标的关键控制点之一。河北农业大学左玉柱教授2025年8月22日上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场场长&兽医总监论坛”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隆重召开。河北农业大学左玉柱教授率先分享《猪场梭菌病的发病特点及防控措施》。他系统梳理了产气荚膜梭菌、艰难梭菌等常见梭菌的致病特征，并从环境管理、饲料优化、疫苗免疫及药物保健等多维度构建防控体系。行业新形势下的兽医关注点防非是猪场的生存命门，也是降本增效的前提条件。基础条件则是控制重要疫病的死亡率和发病率，重点关注如蓝耳病、流行性腹泻等，实现“多生少死”。关键挑战是管理亚临床或轻微症状的疾病，如圆环、伪狂犬以及一些细菌病，这些疾病虽不导致高死亡率，但严重影响生长速度、料肉比（FCR）等经济指标，是“降本增效”的隐形障碍。梭菌性肠炎的发病特点梭菌性肠炎主要包括产气荚膜梭菌引起的肠炎、艰难梭菌引起的溃疡性肠炎、肠道梭菌引起的微小肠毒血症、螺旋梭菌引起的泰勒氏病以及毛状梭菌引起的肌肉坏死和气性坏疽。产气荚膜梭菌A型和C型是其中最常见的类型。（一）产气荚膜梭菌A型产气荚膜梭菌A型主要影响0-3日龄的仔猪，表现为腹泻，病率高但死亡率低。患病仔猪通常活跃且进食良好，结肠内容物呈液体至奶油状，小肠厚度正常，乳糜管内含有乳糜。通过分离培养和PCR技术检测到的细菌性病原和轮状病毒的调查结果显示，A型号产气荚膜梭菌和肠球菌是最常见的细菌性病原，而A型和C型轮状病毒则是常见的病毒性病原。（二）产气荚膜梭菌C型产气荚膜梭菌C型主要影响1周龄以内的新生仔猪，尤其是1-3天的仔猪，表现为致死性、坏死性和出血性肠炎，急性型仔猪通常在1-2日内死亡，亚急性或慢性者则拉黄色或灰色粪便。（三）艰难梭菌艰难梭菌是一种常见的条件致病菌，引起3-15日龄仔猪腹泻。因抗生素滥用等问题，已成为部分猪场日益严重的问题。艰难梭菌在饲养密度高、应激、过量使用抗生素等条件下，能够大量增殖并分泌毒素，破坏肠道稳态，导致结肠炎、绒毛缩短、屏障功能受损。这种情况在断奶仔猪和保育猪中尤为常见，检出率高达30%-50%。艰难梭菌感染对猪场的经济影响显著。感染的仔猪日增重可降低15%-20%，饲料转化率降低10%-15%。此外，艰难梭菌可污染猪肉产品，屠宰后猪肉检出率可达5%-10%，存在食品安全风险。梭菌性肠炎的诊断和防控（一）诊断梭菌性肠炎的诊断包括临床诊断和实验室诊断。临床诊断主要依据腹泻和泡沫等症状，而实验室诊断则包括细菌分离和细菌数量测定。（二）防控措施1、降低所有可能的应激；2、环境卫生，全进全出：评估消毒剂更换计划，减少仔猪接触粪便的机会；3、增加饲料纤维素，降低能量比；4、母猪接种疫苗：分娩前5及3周接种2剂量疫苗；5、预防保健，减少排毒：饲料添加抗生素利高+阿莫西林，或泰乐菌素预混剂，或杆菌肽锌。新出生小猪，肌注长效阿莫西林或者长效头孢注射液。母猪猝死之诺维氏梭菌诺维氏梭菌是导致母猪猝死的主要原因之一。2023年和2024年的统计数据显示，种母猪淘汰率和死亡率分别为51.96%和和5.48%（2023年），以及42.32%和7.87%（2024年）。诺维氏梭菌感染的母猪主要表现为急性死亡，发病迅速，症状明显，如腹部胀大、发抖倒地、呼吸急促等。剖检发现所有脏器通常软化，呈海绵样，充满气体并且严重坏死。尤其肝脏肿大且颜色变黑，实质弥漫性气泡浸润，呈海绵样，“巧克力气泡”外观。针对诺维氏梭菌的防控措施包括：1、疫苗免疫：未免疫猪群紧急普免梭菌疫苗，间隔14天再普免一次，免疫时一猪一针头；2、药物保健治疗：饲料添加地美硝唑，1KG/吨（7天）；肌注头孢连续3天，每天1针，一猪一针头；3、益生菌防控：活菌/灭活菌衍生物；4、环境控制：降低舍内湿度，合理利用加热设备和风机，保证正常通风需要的温度。合理消毒，根据舍内情况，建议2-3天带猪消毒一次。防止/降低母猪各阶段应激。在降本增效的浪潮中，对梭菌病的防控策略必须升级。通过母猪免疫、环境管理、营养调控和精准用药的组合拳，有效控制梭菌病，是提升猪群生长性能、降低料肉比、从而实现真正“降本增效”的重要一环。

作者：张云飞 李新楼 徐强 牟笛 师悦 陈曦 周海健 秦天 阚飙 郑灿军 方立群文章来源：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2025, 59(6): 884-891. DOI: 10.3760/cma.j.cn112150-20250307-00181.摘要目的分析2010—2024年中国人布鲁氏菌病的流行动态及时空扩散趋势。方法通过“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收集中国31个省份201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上报的人感染布鲁氏菌病病例资料，包含发病日期、性别、年龄、职业和地址等。采用Joinpoint回归和空间插值方法，从牧区/半牧区、其他区域，城市与农村分层分析人布鲁氏菌病疫情的时空动态与人群分布特征，探究疾病的流行趋势。结果2010—2024年中国牧区/半牧区共报告252 094例布鲁氏菌病病例，年均发病率为36.57/100 000±7.28/100 000；其他区域累计报告病例519 748例，年均发病率均数为2.54/100 000±0.74/100 000。牧区/半牧区人布鲁氏菌病发病率呈现下降-反弹-下降的趋势，2010—2017年为发病率下降阶段（APC=-7.20； PP=0.015），2021—2024年发病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APC=-7.53； P=0.027）；而在其他区域则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10—2015年为发病率上升阶段（APC=20.37； PPPP=0.735），仍保持较高的发病水平。全国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 P<0.001）。2010—2024年中国人布鲁氏菌病呈现从北方疫区向周边邻近区域逐渐扩散和南方地区跳跃性扩散的总体趋势。牧区/半牧区发病人群的年龄结构和其他区域呈现显著不同的分布特征，牧区/半牧区35~49岁人群发病率较高，其他区域55~64岁人群发病率较高。结论我国牧区/半牧区和其他区域的人布鲁氏菌病流行情况具有显著差异；并呈现从北方疫区向周边临近区域逐渐扩散和南方地区跳跃性扩散的总体趋势。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感染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传染病 ［ 1 ］ 。人布鲁氏菌病又称地中海热、波状热或马耳他热，主要是人通过接触染疫动物或者其流产物、奶或奶制品等引发的感染。人布鲁氏菌病的潜伏期通常为5~60 d，大多数病例在暴露后2~4周出现症状，临床常见以发热、多汗、乏力、关节疼痛或全身肌肉疼痛为主的症状 ［ 2 ］ 。该病主要在中东、地中海、中美洲和南美洲等区域流行，呈全球性分布，最新研究表明，每年有1.6万~210万新发感染病例 ［ 3 , 4 ］ ，给人群健康和畜牧业发展带来了巨大影响和损失。自2000年以来，中国人布鲁氏菌病年度报告病例数快速上升，以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等北方牧区为主，南方等非牧区发病率也在不断上升，并出现食源性感染 ［ 5 ］ 。张夏男等 ［ 6 ］ 通过分析2004—2017年我国南北方布鲁氏菌的发病趋势得出，北方省份发病率较高，南方省份出现持续增长的态势；杨向东等 ［ 7 ］ 通过分析2006—2018年云南省布鲁氏菌病报告病例发现，疾病流行不断上升，老疫点持续存在，新疫点不断增加，发病人群集中在20~69岁年龄组，职业以农民为主。宁夏人布鲁氏菌病疫情呈现上升-下降的波动趋势，空间分布上存在聚集性特征 ［ 8 ］ ；山西太原病例发病主要集中在2—8月，职业以农牧民为主 ［ 9 ］ 。可见，既往研究较多侧重于从全国、部分省、市等区域开展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特征分析，缺乏该病空间扩散趋势的量化研究。此外，由于布鲁氏菌病的传播、扩散和畜牧养殖、畜牧产品消费和加工等因素高度相关，牧区/半牧区与其他地域、农村与城市等不同地域暴露感染方式的不同可能导致疾病流行的人群与时空差异，分析研究人布鲁氏菌病在不同类型区域的流行特征与传播规律对于该病的针对性防控具有重要价值。鉴于此，本研究通过系统分析2010—2024年中国人布鲁氏菌病的发病数据，从牧区/半牧区和其他区域、城市与农村等不同地域，开展疾病的时空动态分布及扩散特征、人群分布动态特征的分析研究，以期为制定针对性的防控策略提供数据支撑与科学依据。资料与方法一、资料来源（一）人感染布鲁氏菌病发病数据数据来源于中国“传染病报告信息管理系统”，收集我国31个省份（不包括中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201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上报的人感染布鲁氏菌病病例资料，包含发病日期、性别、年龄、职业和地址（区县行政代码，不包含个人隐私信息）。（二）人口数据及中国牧区/半牧区数据2010—2024年人口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中国牧区/半牧区数据来源于中国牧区名录（2021版） ［ 10 ］ ，主要依据自然地理条件、降水量、地形地貌和当地的生产方式等因素，将内蒙古、青海、新疆、黑龙江、吉林、辽宁、河北、山西、宁夏、西藏、云南、四川、甘肃13个省份归为牧区/半牧区，其他省份为其他区域（非牧区）。二、质量控制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国家传染病报告管理办法》等法规制度，传染病报告实行首诊负责制。接诊医生发现布鲁氏菌病感染病例或疑似病例后，根据诊断结果，按照规定及时填写传染病报告卡进行报告。医疗机构疫情管理人员及时审核传染病报告卡，进行错项、漏项、逻辑错误等检查，进行必要的核实、补充或订正，将审核的传染病报告卡及时录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信息系统”；县级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疫情管理人员每日对辖区内报告或数据交换的传染病信息进行审核，对有疑问的报告信息及时反馈报告单位或向报告人核实。对误报、重报信息应及时删除，确认无误后通过网络完成确认审核。医疗卫生机构发生报告病例诊断变更、已报告病例因该病死亡或填卡错误时，应由该医疗卫生机构及时进行订正报告，并重新填写传染病报告卡或抽取电子传染病报告卡，卡片类别选择订正项，并注明原报告病名。对报告的疑似病例，应及时进行排除或确诊。另外，责任报告单位发现漏报的病例后，应及时进行补报。三、统计学分析1.描述性分析：采用Stata 17.0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2010—2024年各县区的年发病率（/10万）=年新发病例数/人口数×100 000；年均发病率（/10万）=2010—2024年新发病例之和/15年人口数之和×100 000。采用χ 2检验分析不同性别、年龄、职业等人群组间的发病率差异，职业主要包括农民、牧民，畜产品收购、销售和屠宰，家务及待业、工人、干部职员、离退人员、民工和其他类型，其中农民、牧民、畜产品收购、销售和屠宰人群为风险人群。2.时间变化趋势分析：采用Joinpoint 5.3.0.0软件，基于研究期间的年发病率拟合Joinpoint模型，根据贝叶斯信息准则（bayesian information criterion，BIC）选择最佳模型，计算年度变化百分比（annual percent change，APC），评价2010—2024年度牧区/半牧区和其他区域的发病趋势，如果APC>0，说明发病率逐年增加，如果APC［ 6 ］ 。3.空间扩散特征分析：本研究采用ArcGIS 10.7进行空间插值分析，在区县尺度上以年为度量单位，将首次出现病例报告的县区定义为布鲁氏菌病新扩散的区域，评估研究期间布鲁氏菌病的空间扩散趋势分布 ［ 11 , 12 ］ ，绘制形成空间扩散趋势地图；基于空间扩散趋势地图，采用等值线的方法，计算上一年扩散区域到下一年扩散区域的最小距离，形成研究期间逐年的扩散距离分布矩阵，并绘制扩散速度图；根据实际扩散速度分布，从含置信区间的线性拟合和含置信区间的分数多项式的估计方法中，选择了 R 2较大的估计方法作为最终的估计方法，计算拟合后的扩散速度图，并展示了 M（ Q 1， Q 3）和95% CI值。以上分析均为双侧检验，检验水准α=0.05。结果一、布鲁氏菌病发病情况及变化趋势2010—2024年中国牧区/半牧区共报告252 094例布鲁氏菌病病例，年均发病率为（36.57/100 000±7.28/100 000）；其他区域累计报告病例519 748例，年均发病率均数为（2.54/100 000±0.74/100 000），见 图1A 、 1B 。Joinpoint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牧区/半牧区流行情况呈现下降-反弹-下降的趋势：2010—2017年为发病率下降阶段（APC=-7.20；95% CI：-10.84，-4.80； PCI：13.30，28.56； P=0.015）；2021—2024年发病率再次呈现下降趋势（APC=-7.53；95% CI：-13.51，-0.91； P=0.027）（ 图1C ）。其他区域发病率的流行趋势与牧区/半牧区存在差异，呈现波动上升的趋势：2010—2015年为上升阶段（APC=20.37；95% CI：15.61，27.39； PCI：-27.13，-14.51； PCI：18.70，36.24； PCI：-7.45，5.73； P=0.735），仍保持较高的发病水平（ 图1D ）。全国农村发病率高于城市（χ 2=318 674， P<0.001）；均呈现疑似季节分布趋势，即每年的3—8月为流行高发季节，5月份达到发病最高点（ 图1E 、 1F ）。图1 2010—2024年中国牧区/半牧区和其他区域人布鲁氏菌病的时间分布特征 图A：牧区/半牧区月发病人数和年发病率分布；图B：其他区域月发病人数和年发病率分布；图C：牧区/半牧区流行变化特征；图D：其他区域流行变化特征；图E：牧区/半牧区城市、农村发病的季节分布；图F：其他区域城市、农村发病的季节分布二、布鲁氏菌病的空间分布特征及扩散趋势2010—2024年牧区/半牧区所有区县年均发病率 M（ Q 1， Q 3）为14.51/100 000（0.26/100 000，50.52/100 000），其他区域所有区县年均发病率的 M（ Q 1， Q 3）为0.48/100 000（0.12/100 000，3.03/100 000）。年均发病率地图显示，发病率较高的区域主要集中在中国北部省份的牧区/半牧区（内蒙古、新疆、甘肃、青海、宁夏）及其邻近省份，如山西、河北、黑龙江、辽宁、吉林西部、山东、河南北部和中部、陕西北部和中部；此外，云南东部、广西东北部存在零星发病率较高的区县。新发地域的空间扩散趋势分析结果显示，2010—2024年布鲁氏菌病呈现从中国北方疫区向周边邻近区域逐渐扩散和南方地区跳跃性扩散的总体趋势。疫情从牧区/半牧区持续向其他区域扩散，特别是向南方邻近的非牧区扩散，且扩散速度较快，南方地域的跳跃性扩散速度低于北方的扩散速度。其中，2010—2012年疫区主要集中在内蒙古的东部及其中部区域、黑龙江的东部、新疆的北部地区，以及陕西、山西北部临接内蒙古的地域；2012年后，疫情快速地从上述疫区不断向周边扩散，特别是到2018年左右，我国南方绝大部分地区均受到布鲁氏菌病的影响。拟合的逐年扩散速度趋势图显示，2010—2024年疫情从早期的40 km/年的速度持续扩散；2011—2020年扩散速度有所下降；2021年以后，扩散的速度降至最低，平均扩散速度在4.59 km/年；2022年以后，扩散速度逐步增大，2024年平均扩散速度为14.38 km/年。见 图2 。图2 2010—2024年中国人布鲁氏菌病的扩散速度三、性别和年龄分布特征牧区/半牧区、其他区域的城市和农村性别、年龄组累计发病专率金字塔图显示，不同年龄组的发病专率呈现中间高、两头低的总体发病趋势，城市与农村各年龄组的发病专率分布趋势较为一致，且各年龄组男性发病率均高于女性（均 P表1 。牧区/半牧区中，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发病率最高年龄组均为40~44岁（ 图3A 、 3B ），而35~49岁人群（包括35~39、40~44、45~49岁组）的发病专率高于各其他年龄组（χ²=29 836.72， P图3C 、 3D ），而55~64岁人群（包括55~59、60~64岁组）的发病专率高于各其他年龄组（χ²=112 461.02， P图3 2010—2024年中国不同特征成年人人布鲁氏菌病发病专率（1/100 000）图A：牧区/半牧区的城市；图B：牧区/半牧区的农村；图C：其他区域的城市；图D：其他区域的农村四、职业分布特征牧区/半牧区中，剔除职业分布信息“不详”的1 196例病例后，城市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民（74.3%）、牧民（9.5%）和家务及待业（7.3%）；农村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民（78.8%）、牧民（12.9%）和其他（3.7%）。其他区域中，剔除职业分布信息“不详”的4 213例病例后，城市报告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民（75.3%）、家务及待业（7.5%）和其他（6.2%）；农村病例主要集中在农民（85.4%）、其他（4.6%）和牧民（4.0%）。畜产品收购、销售和屠宰人群病例在牧区/半牧区城市、农村和其他区域的城市、农村分别报告病例分别为112、973、3 297和2 466例。讨论20世纪80、90年代，我国人布鲁氏菌病保持在每年1 000~2 000发病病例的较低水平，2000年后疫情逐步波动上升，2023年发病高达7万多例，达到有报告历史以来的最高峰 ［ 13 , 14 ］ 。内蒙古、新疆、甘肃、宁夏、山西等北部省份是我国人布鲁氏菌病疫情本地传播流行的主要区域，也是我国牛羊等家畜养殖业的重要区域 ［ 15 ］ 。本文依据中国牧区名录将全国分为牧区/半牧区和其他区域，其中，牧区/半牧区是我国人布鲁氏菌病疫情主要疫区，该区域人间布鲁氏菌病疫情主要与当地家畜养殖业发展密切相关 ［ 16 , 17 ］ ，其他区域的疫情可能有当地相对分散、少量的家畜养殖业的影响，更主要可能受从北方牧区/半牧区向其他区域转运交易家畜的影响 ［ 13 ， 18 ］ ，其中除云南等少部分地区出现明显的本土传播疫情外 ［ 7 ］ ，其他大部分地区尚未见本土传播疫情报道，多数为家畜输入引起的疫情 ［ 19 , 20 ］ 。本文分析2010—2024年两类区域人布鲁氏菌病疫情的变化情况，结果显示，2010年以来，我国人布鲁氏菌病疫情总体上呈现波动上升趋势，可能主要与我国家畜养殖业的发展、肉类需求增长以及牲畜转运、交易增加有密切关系，有多个研究也均表明疫情上升与该原因有关 ［ 13 ， 18 ， 21 ］ 。同时，本文研究结果也显示，牧区/半牧区与其他区域疫情变化态势存在显著的差异。2010—2017年在牧区/半牧区疫情下降的情况下，其他区域仍发生一波高峰疫情；2010—2017年北方牧区/半牧区疫情下降可能主要是因为在《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6—2020）》颁布后 ［ 22 ］ ，北方高流行区采取强化家畜免疫措施，畜间疫情得到有效控制，人间疫情随之下降，而南方疫情之所以在北方高流行区下降后仍出现一波疫情高峰，其原因尚需更深入的调查研究。因为从一般规律来看，作为疫情输入源头的牧区/半牧区疫情下降时，其他区域疫情可能也将随之下降，除非另外两个因素发生变化，一是该期间从牧区/半牧区向其他区域转运交易牲畜大量增加，二是其他区域出现一波不依赖于牧区/半牧区的本地传播疫情。尽管目前尚不能确定是哪种因素造成两类区域疫情趋势的差异，但这一现象仍提示需要高度关注其他区域多年的输入疫情是否已经出现本土传播的情况，同时高度重视并加强转运交易家畜时的检疫措施。另外，2018年后牧区/半牧区疫情再次上升并在2021年达到峰值，可能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期间布鲁氏菌病的防控措施力度受到一定影响有关。有研究表明，近年来我国布鲁氏菌病疫情呈现出空间上不断扩散的趋势 ［ 13 ， 21 ］ 。本文通过计算空间扩散速度分析我国布鲁氏菌病疫情扩散情况，结果显示，近年来我国布鲁氏菌病疫情表现为从中国北方疫区向周边邻近区域逐渐扩散和南方地区跳跃性扩散的总体趋势。有研究也显示出类似结果，施玉静等 ［ 23 ］ 研究发现我国南方绵羊、山羊和牛的布鲁氏菌病血清学阳性率不断上升，尤其在重庆、贵州和四川等地。这一趋势可能主要与我国牛羊等家畜从北方主要家畜养殖区域向南方区域转运和交易不断增加有关 ［ 18 ］ ，也可能与新报告发病区域内从事饲养、屠宰、售卖、毛皮加工等职业暴露人群增加，该区域动物检疫能力、家畜预防接种不足、屠宰不规范，职业人员发病意识不足等多种因素有关 ［ 24 ］ 。另外，气候因素，如温度等也可能影响布鲁氏菌病的传播，而医疗资源的配置，如每千人床位比、医护人员的数量，经济水平等也可能影响该病的时空扩散 ［ 25 ］ 。另外，本研究发现，2022年以后，扩散速率小幅上升，可能和牛羊消费量的增多有关；通过收集2018—2024年牛羊产量的数据，和传播速度呈正相关（ Rs=0.75， P=0.052）。另外，也可能与防控力度有关，2022年以来扩散的96个区县，95个不属于列入《国家布鲁氏菌病防治计划（2016—2020）》明确的“河北、山西、内蒙古、辽宁、吉林、黑龙江、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等11个省份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达到并维持控制标准”的区域 ［ 22 ］ 。另外，布鲁氏菌病疫情较快的扩散速度也与布鲁氏菌病的流行病学特点有关，感染布鲁氏杆菌且能够传播的家畜往往症状较轻，转运和交易时难以发现 ［ 26 ］ ，使疫情快速扩散成为可能。本文研究结果发现，2010年以来，我国布鲁氏菌病疫情扩散速度逐渐下降，从早期的40 km/年下降至2021年以后的4.59 km/年，可能主要因为疫情经过二三十年的传播扩散，已传播至全国各地大部分地区，覆盖面较广，且已具有了一定的规模，继续快速传播的空间已变小。多数研究认为我国布鲁氏菌病患者年龄主要为40~69岁人群 ［ 18 ， 27 , 28 ］ 。本研究结果显示，牧区/半牧区发病人群的年龄结构和其他区域呈现不同的分布特征，在牧区/半牧区，35~49岁人群发病率较高，而在其他区域，55~64岁人群发病率较高。可能与不同区域的职业暴露人群以及感染方式不同有关 ［ 5 ， 21 ， 23 ］ ，但仍需要进一步的调查来分析产生这一差异的真实原因。综上所述，近年来我国布鲁氏菌病疫情已扩散至全国范围，防控形势严峻，北方牧区/半牧区仍是防控重点，但南方非牧区疫情仍然呈现持续空间传播扩散的趋势，且该区域疫情变化趋势与北方有显著差异，需要引起高度关注。建议针对我国南北方不同疫情特点，制订针对性防控目标和策略，同时，卫生、畜牧等部门加强联防联控，强化家畜转运和交易的检疫措施；另外，针对重点人群开展感染风险的主动监测，为疫情的风险评估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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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非洲猪瘟仍在多地散发、毒株变异加快，生猪产能波动明显；与此同时，蓝耳病、伪狂犬等垂直传播疾病也趁虚而入，多重感染令生物安全体系面临“再升级”的迫切需求。2025年8月24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华中农业大学动物疫病诊断中心检测实验室承办，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杭州恒奥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非洲猪瘟等疾病防控与净化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动物疫病检测实验室主任王久红在会议上分享了《猪场无疫小区建设及伪狂犬病净化实践》专题报告。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动物疫病检测实验室主任王久红一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简介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成立于1994年，经过多年的发展，已成为一家集种猪育种、生猪养殖、饲料生产、有机茶叶、果木园林种植于一体的科技型、环保型现代农业企业。公司位于湖北省武汉市江夏区，拥有杨湖、天子山、株山猪场和咸宁种芯智造生态牧场四个生产基地，年出栏生猪55万头，其中优质种猪10万头，并配套建设年产20万吨的饲料厂一个，茶业公司一个。公司专注于育种与种养结合，致力于通过引进优质种猪、开展种猪登记、性能测定、遗传评估、选种选配等措施，不断提升种猪质量。2007年，公司从美国引进新美系原种冠军猪后代，通过传统育种与新型基因分子育种技术，成功培育出“林金林”牌种猪，该品牌种猪在行业内获得了高度认可。二猪场生物安全防控1、生物安全操作基本流程框架清晰王久红强调了形成清晰的生物安全操作基本流程框架的重要性，人员应严格按照流程进行采样、检测、隔离、洗澡、更衣等一系列的防控措施，以及对物资和车辆的严格消毒和处理流程，确保每一步都符合生物安全的要求。2、人员管理王久红介绍，从公司大门口进入到生产区要经过层层递进的四道防线，从一个区域到另一个区域，到经过严格的洗澡、更衣、换鞋、消毒等生物安全措施。为每个区域配备专用水鞋，禁止串区，避免交叉感染。她特别强调，要把流程图上墙、责任到人，并互相监督，才能让防线真正固若金汤。3、车辆管理王久红指出专用车辆管理的重要性，并强调了制度上墙，专车专用的原则。无论是消毒车、取样车、物资车还是送餐车，都需要有明确的管理规定。对于外来车辆，则需要经过司机、驾驶室、车辆采样合格后，才能进行洗消和烘烤处理。4、物资管理物资管理也是生物安全防控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与供应商签署非洲猪瘟防控协议，物资采样使用纱布手套采集，并严格按照适用消毒方式进行消毒，确保物资的安全。5、中央厨房管理专人专车购买、集中洗消处理，中央厨房将食材煮熟（场内厨房则加工至半熟）、专车运输、消毒柜转运、固定人员打饭等一系列措施，以确保食品的生物安全。6、销售管理销售管理方面，王久红建议合理规划猪只销售路线，减少交叉感染，使用专用车辆转运猪只，并备有场内中转车、栋舍出猪台、中转台，场外中转车、中转站等，实行一车一消毒的政策。7、饲料管理自有饲料厂，并制定饲料厂生物安全流程，做好人车物管控，严格监测饲料原料，从源头保证饲料安全。同时，饲料运输车辆固定路线运输，且不进场，确保饲料的安全运输。8、缓冲区管理缓冲区管理是为了防止疫病的传播。王久红提到为保障净化工作的顺利进行，湖北省及市、区各级政府大力推动各类疫病净化工作，将江夏区几乎所有散养户“清”或“劝”退，只保留规模场，使整个江夏区形成一个大型“缓冲区”。同时，公司生物安全员定期巡逻、采样监测，确保缓冲区内生物安全。9、风险评估风险评估是提升生物安全水平的重要手段。定期开展生物安全评估，不断完善、升级生物安全水平。通过风险评估，制定生物安全计划，进行内审和风险点整改。10、场内生物安全管理王久红指出，猪场应持续开展消毒剂的评估，并筛选出敏感消毒剂，并对猪场日常用具进行定期消毒。同时，针对部分净污交叉处制定净污道管理办法，关键交叉点设置烧碱消毒池。对于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过程中严格防控，确保无交叉感染。水源管理方面，定期监测水质、监测水中病毒、细菌情况，实验室筛选敏感水质消毒剂消毒。媒介管理则包括做好场区媒介管理，做好防鸟、防鼠等工作，定期灭鼠、驱蝇。11、加强培训、持续宣贯最后，报告强调了加强培训和持续宣贯的重要性。通过开发小程序，持续不断开展生物安全培训、教育工作。同时，采取防控非洲猪瘟绩效激励机制，增强员工责任心，持续生物安全意识管理。三猪群健康管理及净化成果王久红首先强调了实验室在猪群健康管理中的核心作用。实验室具备病原学、血清学和细菌学等全方位的检测能力，既能保证操作流程的规范化，又能确保记录的完整、可追溯，从而为猪群健康评估和疾病监测奠定坚实基础。在此基础上，团队还利用高通量测序（NGS）技术，主动筛查潜在病毒，进一步巩固防疫屏障。为持续跟踪猪群健康状况，公司定期赴屠宰场开展现场监测，并结合药敏试验结果，精准筛选最敏感药物，既提高疗效，又减少盲目用药。通过不断升级、落实以上各项关键生物安全措施，并建立、落实系统的净化方案和监测方案，湖北金林原种畜牧有限公司于2023年5月通过省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验收并完成整改工作，2024年7月通过国家级猪伪狂犬病净化场验收；2023年3月通过省级无非洲猪瘟小区验收并完成整改工作，2023年12月通过国家级无非洲猪瘟小区验收。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畜禽养殖合理用药与残留控制》专题报告。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分享了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深入分析了药物残留的来源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危害，重点介绍了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以及药物残留控制的策略与监管体系。同时，他还探讨了当前畜禽用药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畜禽养殖业的科学用药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向。1.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畜禽养殖业是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畜禽产品，如肉类、蛋类和奶制品。然而，为了提高畜禽养殖业的生产效益，养殖者常常会使用药物来预防和治疗畜禽疾病，促进畜禽生长，以及改善养殖环境。畜禽用药主要指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为预防、治疗和促进畜禽生长所使用的各种药物，涵盖抗生素、驱虫剂、抗病毒药物、激素类和免疫调节剂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用药规模逐年扩大，用药规范性、安全性和环境影响问题逐渐受到关注。1.1 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抗微生物药：抗生素类、合成抗菌药。抗寄生虫药：抗蠕虫药、抗原虫药、杀虫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中枢兴奋药、镇静药与抗惊厥药、麻醉性镇痛药、全身麻醉药与化学保定药。其他：外周神经系统药物、抗炎药、泌尿生殖系统药物、抗过敏药、局部用药物、解毒药、拟肾上腺素类药、非吸入麻醉剂、复方药物、免疫抑制剂、受体拮抗剂。1.2畜禽用药现状分析2019年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对中国兽药产业生产的兽用抗菌药物和外国企业向中国进口的兽用抗菌药物的数量，品种等进行了统计分析。2008年-2018年抗微生物药销售额占比变化情况发现，化学制剂占全部兽药品种的60％以上，虽逐年递减，但是比例高居不下。且多年来，兽用抗菌药物化学制品占所有兽用化学药物的70％～75％，所以在养殖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抗菌药物来维持养殖业的发展。相关政策虽限制了部分兽用化学药品的生产，但兽用抗菌药在兽用化学药品的使用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09-2014年，我国每年兽用抗菌药的用量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2014年使用量达到最大值，为69292吨；随后至2018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量一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9年略有反弹。2015年7月农业部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2015-2019年）》、2016年农业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等5部门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兽药残留超标治理专项整治行动有关。但即使在2018年降低至29774吨时，其用量仍高于2009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相关肉食性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加大，产量大幅提高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抗菌药物的投入使用。2020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途径分类情况：中国境内使用的全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其中中国境内兽药企业生产销售32543.541吨，占比99.29％，进口总量232.757吨，占比0.71％。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品种共68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抗菌药65种，进口兽用抗菌药13种。中国境内使用抗菌药制剂种类共216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制剂208个，进口制剂23个。按兽用抗菌药类别计，使用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四环素类，10002.733吨，占比30.52％；磺胺类及增效剂，4287.876吨，占比13.08％；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4112.629吨，占比12.55％；使用量最少的是安沙霉素类（0.13吨）。2020年我国兽用抗菌药品种及分类：以混饲途径为主，总量为13184.734吨，占比40.226％；饮水途径使用总量为11208.270吨，占比34.196％；注射途径使用总量为3572.531吨，占比10.900％；其他途径使用总量为4810.762吨，占比14.678％。2020 年促生长用兽用抗菌药使用量为9403.211吨，占比28.69％。1.3总结2020年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较2019年增长6.06％，但是与启动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的2017年相比下降21.9％。药物品种数量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和氟喹诺酮类。按药物类别统计，使用量排名前3位的药物类别依次为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和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占比分别为30.52％、13.08％和12.55％。按使用途径分类统计，兽用抗菌药以混饲途径给药为主，占比40.23％；其次为饮水途径，占比34.20％；注射途径和其他途径占比分别为10.90％和14.68％。按使用目的分类统计，促生长用途占比28.69％，治疗用途占比71.31％。未来我国兽用抗菌药的主要类型可能仍以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及抑制剂类。2.药物残留的来源与危害2.1 兽药残留的主要来源2.1.1养殖环节用药不规范2.1.2 饲料添加剂滥用与环境污染2.1.3 流通环节监管漏洞2.2 兽药残留的多维度危害2.2.1 对畜禽动物的危害畜禽养殖过程中，一部分抗生素是以药物的形式用于动物治疗，另一部分则是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体内。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6000吨的抗生素被用作饲料添加剂，以促进生长。这些抗生素在畜禽动物体内残留会对其造成危害。残留于动物体内的抗生素不但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组织器官，直接抑制吞噬细胞的功能，还会通过二重感染间接对吞噬细胞的功能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但会抑制动物的免疫力，增加动物大规模患病的风险，剂量过大时还可诱发畜禽呼吸肌肉麻痹，抑制呼吸甚至死亡。2.2.2 人体健康风险畜禽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兽药残留超标食品的短期大量摄入可引发急性中毒反应，即急性中毒与慢性疾病。部分人群对特定药物存在高度敏感性，残留药物可能引发严重过敏反应，即过敏反应与特异质毒性。2.2.3 耐药性危机加剧残留于环境中的抗生素能够对微生物产生选择性压力。动物体内残留抗生素形成的亚致死浓度环境，成为细菌耐药性产生的“温床”，耐药基因传递导致超级细菌。抗生素耐药性蔓延将大幅延长疾病疗程，增加治疗难度和成本。美国及欧洲已有超过200万人死于耐药病原体感染。我国作为畜禽养殖和消费大国，面临更为严峻的耐药菌挑战。抗生素治疗失效将导致更高级别药物的使用，形成恶性循环，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沉重负担。2.2.4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药物代谢物进入生态系统。约30-90％的兽药以原型或活性代谢物形式随粪尿排出体外，这些物质通过有机肥料施用进入农田，或经水体扩散，造成土壤微生物群落失衡、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食物链累积与生态毒性。兽药在环境中虽浓度较低，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放大效应。持久性药物可在生物体内富集，经食物链传递后浓度显著提升。喹诺酮类、磺胺类等抗生素对水生生物表现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五氯酚酸钠等禁用药物在环境中降解缓慢，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危害。3.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3.1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原则 合理用药是指在动物临床诊疗中，根据畜禽的具体情况和临床症状，合理选择药物种类、用药剂量、用药时机，并遵循药物管理的原则，以确保治疗效果最大化，同时使不良反应和风险最小化。合理用药还包括了对潜在的耐药性风险进行评估，以防止耐药性菌株的扩散。3.1.1 药物选择原则在合理用药中首要考虑是选择合适的药物。3.1.1.1病原体鉴定在治疗前应尽量明确引起疾病的病原体，以确保选择对其有效的药物药物特性:考虑药物的抗菌谱、疗效、安全性和药物残留等特性。3.1.1.2 药物耐药性了解目标病原体的耐药性情况，避免使用已经广泛耐药的药物。3.1.1.3动物个体差异考虑不同畜禽品种的生理差异，选择适合的药物。3.1.1.4同类药物选择优先选择低抗生素压力的药物，避免滥用广谱抗生素。3.1.2用药剂量原则用药剂量是合理用药的关键因素之一。剂量不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而过量使用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或药物残留。    应根据动物种类、体重、年龄和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进行合理计算用药剂量，并遵循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用法。3.1.3 用药时机原则用药时机是合理用药的重要方面。药物应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开始使用，以提高治疗效果。药物的给药间隔和疗程应根据疾病的性质和治疗反应进行调整，避免过早停药或过长疗程，从而减少耐药性的风险。3.2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方法3.2.1 抗生素的合理用药（图8）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药物，也是滥用最严重的一类药物之一。为了合理使用抗生素，采取以下方法。3.2.1.1 确定病原体敏感性在开始治疗之前，应进行病原体药敏实验，以确定哪种抗生素对目标病原体最有效。这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和减少耐药性的发展。3.2.1.2 使用窄谱抗生素窄谱抗生素通常对特定类型的病原体更有效，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首选窄谱抗生素，而不是广谱抗生素。这可以减少对环境中的正常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并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风险。3.2.1.3 遵循用药周期抗生素治疗应始终遵循完整的疗程，即使动物在用药初期出现好转，过早停药可能导致病原体未被完全清除，从而增加耐药性的风险。3.2.1.4 科学配伍与轮换协同配伍：青霉素＋链霉素增强杀菌，但避免青霉素＋四环素（拮抗）。轮换用药：每2-3月更换球虫药（如化学合成类→聚醚类），延缓耐药性3.2.1.5 特殊时期管理休药期：屠宰前停药（如敌菌净休药期10天）免疫期禁用：庆大霉素、氯霉素抑制疫苗效果3.2.2 疫苗的合理使用除了药物治疗，疫苗也是预防和控制畜禽疾病的重要手段。合理使用疫苗可以减少疾病传播，降低药物使用的需求。3.2.2.1 确定适当的疫苗类型根据畜禽的种类和养殖环境，选择适当的疫苗种类，包括弱毒疫苗、灭活疫苗或亚单位疫苗。3.2.2.2 制定疫苗接种程序根据畜禽的生长发育阶段和季节性疾病流行情况，制定疫苗接种程序，确保畜禽获得充分的免疫保护。3.2.2.3 监测疫苗效果定期监测疫苗的效力，确保疫苗在养殖场中发挥最佳作用。如果抗体水平下降，及时进行补免。3.2.3 药物残留和环境污染管理合理用药也包括了管理药物残留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措施。3.2.3.1 遵守药物使用说明始终按照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剂量和截止日期使用药物，以减少残留物的存在。3.2.3.2 严格控制药物的存 储和处置确保药物安全存放，防止非法取用或泄漏，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置过期或废弃的药物。3.2.3.3 监测环境污染定期监测养殖环境中的药物残留和污染情况，以及其对水源和土壤的影响，必要时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和修复。4.药物残留控制策略与监管体系4.1 药物残留控制策略4.1.1 药物源头减量4.1.1.1 品种选择：养殖场引入畜禽品种时，应根据当前饲养场的生产需求、目的以及自然气候条件，从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场选择生产水平高、抵抗能力强、遗传性能稳定的品种，引入的品种不携带特定疾病，不从疫区引入品种，通过良种增加对疫病的抵抗，保证畜禽产品安全和品质提升。4.1.1.2 管理措施提高畜禽饲养管理水平可增强机体抵抗力，提升动物健康水平，从养殖环节减少兽药应用。4.1.1.3 饲养密度统筹考虑养殖效益、动物健康、环境承载力，参照《绿色食品畜禽卫生防疫准则》（NY／T473）对畜禽养殖数量控制，提高动物抗病力，实现畜禽减抗健康养殖，在供给优质、安全、健康、营养的畜禽产品同时减少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量。4.1.1.4 舍内环境应根据畜禽养殖特点，合理规划和控制养殖舍内光照、温湿度、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悬浮颗粒物等影响因素，通过光照、通风、控温等设备设施，降低不良因素的刺激。安装养殖环境智能控制系统，配备自动喂料、饮水与清粪装备，实现舍内环境管理智慧化和精细化，结合节水、节料和干清粪等清洁养殖技术，从而营造适宜的养殖环境、提升动物生活质量、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疾病发生与兽药的使用。4.1.1.5 消毒防疫养殖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消毒和防疫程序，参照NY／T473健全防疫体系。对畜禽、生产区域、生产和运载工具、工作人员等进行严格的灭菌消毒，根据不同病原特征和消毒对象选择消毒剂，不得随意加大剂量，注意消毒剂之间的配伍禁忌，当发生疫情时，应适当增加消毒频次。养殖场应主动实施程序化免疫，选择经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按照说明书推荐方式使用。4.1.1.6 人员管理养殖场建立人员管理规范，强化养殖与兽医从业人员养殖标准化和科学合理用药培训，鼓励将养殖场的信息化学习系统对接兽药管理机构与协会的新媒介，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科技优势，学习养殖新技术与安全用药知识，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素养，规范兽药的用药行为。4.1.1.7 投入品控制饮水、饲料和兽药投入品是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的重要来源，加强输入途径的控制，使用合格产品，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兽药替代产品，促进绿色养殖发展，从源头减少兽药使用量。4.1.1.8 饮水控制选择水质较好的自来水、河水或井水作为水源，定期送检，水质达规定要求。通过饮水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药物，不得使用禁用药物，严格遵守休药期等有关规定。4.1.1.9 饲料控制严格执行药物饲料添加剂“禁抗”规定（部公告第194号），不得在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通过饲料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严格遵守休药期、配伍禁忌等有关规定。4.1.1.10 兽药控制养殖场应积极参与《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建立兽药采购、储存、使用等环节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遵从兽用处方药管理、分级管理、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等管理制度，在兽医指导下按照使用剂量和范围对症用药，不凭经验、不乱用或滥用兽药，严格执行《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部公告第250号）、养殖用药明白纸及相关公告中禁用药物，系统规范兽药使用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动物疾病的预防、监测、控制和净化，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中兽药、低聚糖、微制剂、噬菌体等抗菌药物替代产品。通过多途径多手段降低兽药使用量。4.1.2 粪污无害化处理4.1.2.1 粪便分类处置将治疗期间的畜禽粪便与常规饲养产生的粪便分别收集，兽药污染的畜禽粪便，在正式处理前开展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将畜禽粪便与其他一同发酵的干物质混合对高浓度兽药进行稀释（降低残留初始浓度）、增加粪便的光照或紫外线暴露、或添加降解菌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光解、温度、微生物等非生物和生物活动，促进粪便中兽药的降解和去除。4.1.2.2 粪便处理模式畜禽粪污禁止直接还田应用，鼓励应用先进的粪便处理技术。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企业或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根据配置的设施，选择适宜的粪便处理方式，优先选择主管部门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中的粪污沼液厌氧处理、好氧堆肥处理等方式。畜禽粪污处理还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等相关规定。4.1.2.3 生物菌剂利用微生物菌株安全性应符合《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NY／T1109）的规定，在畜禽粪便处理过程中添加适宜的生物菌剂，提高粪肥的处理温度，延长高温持续的时间，提高粪肥中兽药的降解，显著降低兽药残留量。4.1.2.4 粪肥产品质量对于畜禽粪便处理后形成的粪肥产品，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有要求的应符合该产品标准的要求；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没有规定，为保障畜禽粪肥产品中兽药风险可控、提高商品肥价值，对风险评估结果证明存在安全隐患的可提出预警值，作为生产经营管理的依据。产品还应符合《有机肥料》（NY525）、《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38400）等相关规定。4.1.3 防控记录应用收集、记录、整理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的各类信息和资料，建立档案，妥善保存。主要信息和资料包括药物种类、使用时间、方式用量、防控措施和效果评价等。对记录数据定期梳理分析评价，不断完善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技术。4.2 药物残留监管体系4.2.1 严格立法4.2.2 严格执法4.2.3 严格处罚5.当前的挑战与发展趋势5.1 当前挑战耐药性风险上升：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加剧，磺胺类、四环素类耐药率超60％。兽药质量隐患：中兽药抽检不合格率高，部分企业虚标成分。中小养殖场用药不规范：超剂量用药、休药期未落实，自配料非法添药问题突出。5.2未来发展趋势替抗产品研发加速：微生态制剂（枯草芽孢杆菌DSM33862）、中草药制剂成为重点方向，欧盟2025年新批菌株提供技术参考。智慧化监管深化：区块链溯源、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试纸条10分钟出结果）应用推广。中药产业政策倾斜：兽用中药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龙头支持范围，享受加工补贴。通过AI技术，畜禽用药正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智能”，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该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兽用抗菌药物的PK-PD及其研究进展》专题报告。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围绕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进行了授课，重点讲解了该模型在指导抗菌药物精准用药中的作用机制和应用价值，并结合当前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与趋势，为推动科学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一）什么是抗菌药物？抗生素，曾称抗菌素，是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在很低浓度下即能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化学物质，如青霉素、土霉素等。化学合成抗菌药：也能够抑制或者杀灭微生物，但它是用人工的方法化学合成的抗菌药物，如磺胺药、恩诺沙星等。药物效应动力学(PD)：药物对人体（动物体）作用、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PK)：人体（动物体）对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二）PK-PD同步模型通过测定药物浓度-时间-效应数据，可以拟合出药物浓度及其效应的经时过程曲线，从而将药动学与药效学数据结合起来，称为药动学-药效学同步（结合）模型（简称PK-PD模型）。许多研究认为，PK-PD模型是抗菌药物发挥最大药效，毒副作用、耐药性等降到最低的重要基础，是精准、合理用药的基础。有人把它称之为“药理学的未来”。PK-PD同步模型的研究真实地反映了动物体-抗菌药-细菌之间的动态相互变化关系，是抗菌药物精准、合理应用的重要研究工具。三）评价药代动力学的主要参数：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表观分布容积（Vd）、消除半衰期（T1/2）、体清除率（CIB）、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及生物利用度（F）等。四）评价药效学的主要指标：最低抑菌浓度（MIC50，MIC90）、最低杀菌浓度（MBC50，MBC90）、防突变浓度（MPC）、突变选择窗（MSW）、累积抑菌百分率、杀菌曲线、联合药敏指数（FIC指数）、抗生素后效应（PAE）。五）PK-PD研究的意义：更准确地反映抗菌药物的作用时间过程；根据PK-PD原理制定精准给药方案，提高清除病原菌，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创新抗菌药注册申报，老抗菌药再评价。六）%T>MIC与疗效的关系：对于β-内酰胺类药物，％T>MIC的时间达到50％以上，细菌的清除率可达85％以上。青霉素或头孢菌素治疗实验性动物肺炎链球菌感染，％T>MIC的时间达到50％～100％，动物的存活率可达90％～100%。七）细菌的防突变浓度（MPC）：以MIC为依据的抗菌治疗立足于“消除感染”，为防止突变株出现和被选择形成耐药菌群，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金葡菌、肺炎链球菌和分支杆菌的作用研究中提出“防突变浓度”的新概念。MPC是药物的临界浓度值，高于该值，选择性耐药的变异菌株增殖发生率很小；实验表明，MPC通常高于MIC4~8倍；应用MPC值，能预测在达到根除感染目的同时，兼顾预防耐药性的产生。PK-PD模型优化抗菌药物的精准用药一）制定动物精准用药的原则根据动物病原菌体外药敏、PK-PD与临床结果及细菌、动物的感染部位综合考虑。优选药物：针对不同病原菌药敏试验选药。优化给药方案：根据PK-PD特点（血及组织）。二）时间依赖性抗菌药TMIC应超过给药间隔的50％，抗菌活性达到了最大化，清除细菌的速度快。药物浓度为4～5倍MIC时杀菌率即处于饱和，即使再增加药物剂量，疗效也不会明显增加。其杀菌范围主要依赖于接触时间。没有或很少有抗菌药后效应，维持其血药浓度的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消除半衰期。三）不合理的给药方案：临床上将阿莫西林普通制剂肌注或内服给药剂量提高到20～30mg／kg体重，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法是不合理的。肌注或内服给药时，阿莫西林在大多数动物体内的消除半衰期1-2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隔时间大于50％的要求。时间依赖性药物需要每日多次给药，以维持T＞MIC超过给药间隔时间的50％。兽医临床上将青霉素给药剂量提高到10万单位／kg体重，肌内注射，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案不合理。肌注给药时，青霉素在大多数动物体内消除半衰期小于1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期50％的要求。四）浓度依赖性抗菌药：其血药浓度Cmax/MIC>8～10，能产生良好的抗菌效果。其对致病菌的杀菌作用取决于峰浓度。AUC24h／MIC＞125时，产生疗效快，能有效地杀灭细菌和抑制耐药菌株产生，临床有效率可达90％以上。一般具有良好的抗菌药后效应，如氨基糖苷类的PAE为0.75～7.5h。五）合理的给药方案：1、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为例：具有耳、肾毒性。耳蜗和肾小管对氨基糖苷类药物摄取具有饱和性，短时较高血药浓度不增加其对药物的摄取，不增加毒性。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每日单次给药，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2、以恩诺沙星为例：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FDA批准：猪每日给药2次（2.5mg／kg）连用3天，改为给药1次（7.5mg／kg），有必要时48h后再用1次。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六）抗菌药的联合应用：除了选择疗效好的药物、调整药物剂量外，联合用药也可缩小或关闭MSW。两药同时处于各自的MIC之上，细菌需要同时发生两种耐药突变才能生长。联合用药能够达到关闭MSW，降低耐药率的目的。特别是对于MPC很高的药物，如抗结核药，加大剂量，不良反应增多。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一）恩诺沙星对雏鸡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疗效及适宜剂量方案如何？其与临床推荐剂量是否匹配？给药剂量＞10mg／kg时，可观察到杀菌活性；剂量≤40mg／kg时，无法实现细菌的完全清除。基于血浆游离药物数据拟合得出AUC72h／MIC的剂量为14.16mg／kg；该剂量较我国临床推荐的7.5mg／kg偏高，在治疗MIC≥0.125μg／mL的肺炎克言伯菌感染时需慎重考虑。二）利福昔明乳管内注入对大肠杆菌引起的奶牛乳房炎效果显著，W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评估目前给药方案的治疗效果。AUC24h／MIC超过57.80h时可实现最佳抗菌效果；临床推荐的利福昔明100mg／乳区、每12小时一次的给药方案对大肠杆菌引起的牛乳腺炎治愈率达91.08％。三）Zhang等采用体外动态感染胸膜放线杆菌模型，模拟达氟沙星在猪血浆中的浓度变化，分析其PK-PD参数与抗菌活性的关系。AUC24h/MIC99与抗菌活性拟合最佳，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数值分别为2.68、33.67和71.58h，可为达氟沙星治疗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感染提供指导。四）Lu等通过体外动态模型评估达氟沙星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PK-PD靶值及耐药机制，并基于MSW假说优化给药方案。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的AUC24h／MIC分别为34、52、64h。耐药突变株富集与AUC／MPC相关，外排泵及调控基因过表达是耐药原因，最低突变预防靶值（AUC24h／MPC）比值为19h。该菌对达氟沙星耐药呈浓度依赖性，符合MSW假说。而当前2.5mg／kg的临床给药方案可能因诱导耐药存在治疗失败风险。五）Y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优化恩诺沙星对副猪嗜血杆菌的给药方案。对健康猪和感染猪肌内注射2.5mg／kg恩诺沙星，两者的AUC和CL差异显著，提示病菌可能改变恩诺沙星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恩诺沙星对该菌的MIC、MBC均为0.125μg／mL，MPC为0.6μg／mL，其抗菌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六）抗生素联用PK-PD模型的研究进展1．联合用药动态相互作用量化2023年研究发现氨苄西林与头孢曲松联用时，通过PK-PD建模，测定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二者联用时CRO＞1mg／L是有增效作用，并允许AMP剂量下调，优化临床给药方案。2．给药方式与PK-PD模型创新2023年有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发现美罗培南延长输注联合黏菌素，可优化PK-PD参数，抗菌效果较好。3．特殊种群模型精细化2021年，有研究人员探讨健康犬与危重犬静脉注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群体药代动力学，优化给药方案：危重犬优先延长输注时间（至3小时）而非增加剂量，以提升fT＞MIC。ENR单药：＞2×MIC时24h内完全杀菌。CEQ单药：≥1×MIC时抑菌，但易反弹。ENR＋CEQ联用产生协同或相加作用；优势为0.5×MIC ENR＋低浓度CEQ即可增强杀菌效果。CEQ的％T＞MIC需求从48.66降至18.04，抗菌活性显著提升。同时，ENR单药治疗24-30h后，诱导出低水平耐药株（MIC升高4-8倍）。联用方案未诱导CEQ耐药株，提示联用可延缓耐药。首次量化ENR＋CEQ联用对抗肺炎克雷伯菌的PK-PD参数，为兽医临床优化剂量方案及控制耐药性提供实验依据。研究人员将氨苄西林-头孢曲松联用对抗粪肠球菌，并测定小鼠模型相关的药动学-／药效学指标，优化临床给药方案。在优化的粪肠球菌小鼠感染模型中，测试两种新指标（头孢曲松阈值以上时间、氨苄西林超过MIC以上时间）以明确头孢曲松对氨苄西林的增强作用，并通过模拟人类用药剂量评估临床相关性。AMP＋CRO的体内疗效由T>threshold(CRO)和T>MICI（AMP）双指数驱动。联用CRO时，低剂量AMP（25mg q6h）可达与单用高剂量AMP（500mg q6h）相同的T>MICI。该实验通过新型的PK-PD指数，阐述了两种抗生素联用增效的机制，指出联用的剂量配比，为优化肠球菌感染联合治疗提供依据。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该实验探讨美罗培南（单药或联合粘菌素）通过间歇推注（IB）vs延长输注（EI）给药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疗效，并确定最佳PK-PD参数。通过测定杀菌效果、PK／PD参数（T＞MIC、Cmax／MIC、AUC／MIC）、耐药演变进行分析。目前制定药物敏感性标准的机构主要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欧洲药敏试验委员会（EUCAST）考量折点时用到的PK-PD标准包括：体外数据、动物模型、临床数据，以及静态与杀菌效应等。该研究以马用抗菌药马波沙星（Marbofloxacin，MBX）建立PK-PD临界值，以支持制定针对马属动物的临床折点（CBP），用于指导抗菌药敏感性测试（AST）结果的解读。研究采用群体药动学（POP PK）模型（二室模型）及蒙特卡洛模拟（MCS）生成5000条虚拟药时曲线，计算游离药物AUC／MIC（fAUC／MIC）在PDT＝72h时的革兰氏阴性菌的PK／Pdsut是0.625mg／L，而大肠杆菌MIC90＝0.0312mg／L，MBX（2mg／kg）对肠杆菌科（如大肠杆菌）感染可能有效（MIC90接近PK/PDsut)，马波沙星对大肠杆菌的折点为0.625μg／mL。马用抗生素青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折点为0.25mg／L头孢噻呋对仔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折点为2ug／ml磷霉素对大肠杆菌折点为16.0mg／L，针对动物的临床断点泊沙康唑对白色念珠菌折点为0.06mg／L小结PK-PD同步模型整合了药物浓度-时间-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抗菌药物合理用药，减缓细菌耐药性产生，以及在新兽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的适应证，建立基于PK-PD的治疗方案，为兽医临床上提供科学的给药方案。对于宠物医院可根据基于MPC的PK-PD-MSW模型制定合理的个体化精准给药方案，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目前中国的畜禽养殖中，很少有养殖企业进行设计个体化的用药方案，仍存在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如何采用PK-PD同步模型，通过增加剂量、联合用药、选择首选的抗菌药物等方法来实现在兽医临床上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尚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摘要：为有效破解市（县）域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短板制约难题和推动后疫情时代畜牧养殖业绿色发展，四川会理市课题组结合省科协科技智库调研课题（项目）就中（兽）医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展开调研研究。课题以国内前沿实践案例、会理市域实践案例及小区试验示范项目为重点调研研究对象，具体总结国内前期实践案例和会理区域试验成熟的经验技术供业内参考。系列研究表明，创新应用中（兽）医药集成技术方案能够有效提升动物群体的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从而降低动物重大疫病及四季常见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同时能够有效遏制畜禽养殖滥用抗菌药，实现兽医临床减抗和养殖防治节本50%以上。关键词：动物重大疫病；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实践经验；创新；对策建议1 国际国内动物重大疫病概述1.1 重点防控病种立足国内视角，时下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主要是：非洲猪瘟（ASF）、猪瘟（CSF）、猪蓝耳病（PRRS）、口蹄疫（FMD）、布鲁氏菌病（BB）、羊小反刍兽疫（PPR）、羊痘病（Qrf）、禽新城疫（ND）、禽流感（AI）等。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省份、不同地理区位（域）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不尽相同，其确定应以当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准。1.2 防控机理及前沿技术非洲猪瘟：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主要影响猪。目前针对ASF尚无有效的对症控制疫苗和治疗药物，防控以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监测和扑杀阳性感染动物等常规手段为主。国内相关科研团队（兽药企业）采用中（兽）医药加味组方对症控制ASF取得一定进展突破。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影响家禽和野生鸟类。常规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辩证加减组方对症控制取得一定实效，相关研究仍在深入进行中。猪流感：是由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可以影响猪和人。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手段取得较好效果。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危害性传染病，主要影响肉牛、肉羊、生猪等偶蹄动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及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实践认为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具有一定效果。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病，在国内有较大发病风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疫区（点）封锁扑杀及无害化处置、流行病学监测等。本病对规模化（含适度规模）养殖场危害极大，针对有价值的发病畜一般采取敏感抗菌药对症控制，发病场原则上不允许采取治疗手段，应遵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目前，国际国内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前沿技术主要包括：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该技术研究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进而开发新型疫苗和治疗方法）；疫苗研究（按需研发新型对症疫苗，不断提高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生物制品（按需研发抗病毒、抗菌、抗寄生虫类的生物制品，用于预防和治疗相关动物疫病）；纳米疫苗技术（利用纳米技术研究新型诊断方法和疫苗载体，不断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遥感技术（充分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家畜禽及野生动物的疫病传播，有效预测和控制相关疫病流行、降低感染发病风险）；AI和大数据分析（通过AI技术和对大量价值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动物重大疫病传播的实时监控、预测和风险评估）；跨界合作（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开展交流合作，包括兽医、农业、环保、卫生等多领域的跨界合作，以更好的研究和防控动物重大疫病）。2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建立 2.1 研究方法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核心技术是坚持以畜禽防治用药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减抗、畜牧业提质增效为总导向总目标，通过采取经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防治技术方案以达到预期的防控效果及养殖效益。体系建设全程秉持“上医治未病，中（兽）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传统中（兽）医先进理念，重点突出“防重于治、防治结合、中（兽）医药优先”总方针。经传统中（兽）医之四时辩证、实时辩证后采取针对性、实效性强的精准用药措施（方案），以达到最佳对症控制效果。临床上包括“药物干预控制”和“非药物控制”两种技术手段。 2.2 技术原理秉持传统中（兽）医的先进防治理念及技法，在前人实践总结的经典古验方（技法）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单味中草药的药理药性、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等，并结合不同家畜禽的品种特性、生长阶段、生产功用（肉/蛋/奶/种用）、养殖环境、饲养管理条件等作综合考量，经科学辩证后对处于亚健康或已发病的动物采取对症控制手段，以达到防病、减病、治病及临床减抗、控药残、促长增重等多样化目标。其优势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简便易行、节约环保、实用实效，其短板是对微观深入的药物有效成分、药理药性、病理机制等缺乏深层次研究与论证，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2.3 技术路线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注重对民间中（兽）医的一些特色专科防治技术进行收集整理并编撰成文（固化成果）。研究路线：专科技术案例信息采集→案例分析研究→实践论证→实践创新→效果评价→成果固化（论文/病例报告/科普资料）→推广应用（成果转化/传承弘扬）。 2.4 技术应用场景针对健康动物或假定健康动物、亚健康动物辩证用药，倡导主动采取保健预防措施（治未病）。四季动物疫病动态流行期及本群零星发病期，针对自场畜禽开展整群统防统治（群体给药-治欲病）；针对自场发病个体辩证选药用药、对症施治（个体治疗-治已病）。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山区养殖户最适合应用本技术方案，可将当地出产、现有的食药材（主推药食同源目录规定品种）就地取材、就地转化利用，以实现养殖防治病与促长增重增收的协调统一。各种动物重大疫病可根据其靶心病灶部位（如：消化、呼吸、神经、血循环、骨骼关节、皮肤、五官、生殖、泌尿等）及喘咳、流泪、流涕、呼吸不畅、便秘、腹泻、下痢、血便、浊尿、出血、脱水、贫血、疮痈、脓肿、肿瘤、结节、发热等具体的病理显症表现，合理选择应用对症的食药材予以调理纠治。 3 国内前沿实践经验“十五五”期间，县（市）域基层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重要创新点和突破口在于持续发力加强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前期实践研究表明，“三药三方三宝（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宝：中药+二氧化氯复方防疫香囊、多功能防病菌防病毒护手棒、新雄黄中药防疫暖茶）”在防控新冠肺炎及流感病毒病中效果确切、实用实效。防控ASF：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有效成分提取物可作为预防和治疗ASF的候选药物，其能有效抑制ASFV引起的病变、提高猪的机体免疫力并降低病死率。其中，黄芪提取物能够抑制ASFV的复制并能提高感染畜的生存率（Li et al.2023），板蓝根提取物对ASFV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并能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理变化（Wang et al.2023），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草药添加到禽类饲料中亦有一定的抗流感病毒作用。另，川农大、川荣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加味黄连解毒散+加味清瘟败毒散”对症控制ASF取得研究新进展，有望实现ASF可防、可治、可控。防控CSF：在猪日粮中添加大青叶、连翘、黄连等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的中草药，其有效成分可增强猪群的整体抗病能力，CSFV的感染发病风险明显降低。防控FMD：肉牛羊等偶蹄动物“内服+外用”板蓝根、甘草、黄连等具有抗病毒和消炎作用的中草药，能够减轻FMD特征性的病理症状并促进病畜尽快恢复。防控ND：鸡日粮中添加贯众、板蓝根、大青叶等中草药，其有效成分能够提升鸡的抗病能力并对致病原（副黏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可降低NDV感染发病风险。由此可见，经前期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方剂在防控家畜禽重大疫病方面切实可行，关键在于科学辩证分析、合理选药用药、靶向对症控制。4 区域实践经验四川会理地区兽医专业人员开展实地调研及小区试验研究，具体总结区域实践经验供业内借鉴参考。4.1 药物干预控制单味中草药：经实践验证，当地农村地区颇具实效的常见食药材主要有“益母草（主治母畜产科疾病，与生姜、红糖联用增效）、金银花（抗病毒/抑菌/牛结节病辅治）、鱼腥草（疮痈脓肿）、淫羊藿（提升种畜性欲及提高孕产率，与红糖、鸡蛋联用增效）、百草霜（即锅底灰，主湿热下痢）、木炭粉（主湿热下痢）、板蓝根（抗病毒/抑菌）、大青叶（抗病毒/抑菌）、车前草（清热利尿排毒）、蜂蜜（润肠通便）、红糖（补血/补虚/解毒）、食醋（开胃/化积/解毒）、大蒜（消炎抗菌/止痢）”等。近代兽医临床研究表明，大黄（孕畜慎用）、黄柏、穿心莲、黄芩、双花、黄芪、板蓝根、贯众等对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痢疾杆菌、绿脓杆菌等G+、G-菌均有一定的抑杀作用，对病毒、钩端螺旋体、致病性真菌和原虫感染等也有一定抑制性，同时能激发动物机体免疫潜力、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能力、促进保护抗体形成。因此，农村地区养殖户可就地取材，合理加减组方或单味应用现有的常见食药材即可防治各种畜禽常见病，前提是要熟悉掌握一定的中兽医药基础应用知识，懂得辩证（对症）选药用药和加减组方之道。目前，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药食同源中草药目录品种有110种，是人畜防治四季常见病之首选。值得注意的是，罂粟、牵牛子、朱砂、草乌、雄黄、蟾酥等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中药品种对某些人畜重大疫病具有实效，但在保健食品中禁用，原则上不建议推广使用。复方中草药：消化系统病变首选“白头翁散（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金银花、黄芪、杨树花）、乌梅散（炒乌梅肉、黄连、柴胡、秦艽、炒杏、炙甘草等）、杨树花口服液（杨树花、黄连、黄芩、黄芪、黄柏、栀子、白头翁、增效剂等）、苍术香连散（苍术、黄连、木香等）、蒙脱石散（蒙脱石及佐剂）、穿心莲散（穿心莲、 辣蓼、大青叶、 葫芦茶等）”。上述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肠炎、湿热下痢、腹泻、血痢等诸症。其中，健胃、促消化、促长增重可选用“胃肠活（黄芩、陈皮、青皮、大黄、白术、木通、槟榔、知母、玄明粉、六神曲、石菖蒲、乌药、牵牛子等）、建曲（六神曲、厚朴、木香、白术、枳实、青皮、紫苏、荆芥、羌活等）、山楂开胃散（山楂、麦芽、增效因子、佐剂等）、健胃散（山楂、麦芽、神曲、槟榔、增效因子等）”等。养殖者可视具体情况将上述组方药加味或减味应用，或直接使用市售商品化中兽药。呼吸系统病变首选“荆防败毒散（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壳、羌活、桔梗、薄荷、甘草等）、麻杏石甘散或麻杏石甘口服液或麻杏石甘颗粒（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等）、小柴胡散（柴胡、黄芩、姜半夏、党参、甘草等）、麻黄鱼腥草散（麻黄、黄芩、鱼腥草、穿心莲、板蓝根等）”。上述经验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病毒性感冒、喘咳、呼吸不畅等，必要时与敏感抗菌药联用效果尤佳。家畜产科疾病：生猪、肉牛羊、马属动物首选“益母生化散（含益母草、当归、川芎等）”，可于母畜产前、后连服用3～5d。农村地区可就地取材而用之，针对产后出血及过度虚弱的母畜可将益母草配合红糖、鸡蛋使用则效果更佳。益母生化散加味对母畜产后恶露不尽、胎衣不下及“三炎症（乳炎、子宫炎、生殖道及泌尿道炎）”等均有良效。中西医结合用药：实践中，针对伴严重继发（或并发）感染的重症病例，必须配合敏感抗菌药才能达到预期疗效。一般判定标准为发病动物食欲完全废绝且伴血便、血尿、浊尿、红热肿痛等症状，此时必须氟苯尼考、头孢菌素、复方青霉素、氨苄西林钠等敏感抗菌药参与对症控制继发（或并发）感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精神状态基本正常且尚有食欲的轻症病例则可采用纯中药方案施治。注：重症绝食病例可直接灌服对症中草药制剂，同时肌注敏感抗菌药混悬剂；成年反刍动物（肉牛羊）必须使用抗菌素时只宜肌注、不宜内服，以免造成药物二次伤害。4.2 非药物控制技法即：应用针灸、艾灸、放血、炙、穴位贴敷、热敷、按摩等非药物施治的传统中兽医技法。实践应用场景：采用耳尖、尾尖及四肢特定穴位紧急针刺放血适量可救治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等）急性中暑及热射病、疫苗急性过度应激等，对不明原因引起某些猝死综合征亦有一定效果。较常规的药物治疗而言，采用此技法先行救治在临床上能显著提升综合治愈率和降低病死率。此外，牛顺气穴小孔插枝（常用光滑柳枝）作深部刺激，可治疗牛眼结膜角膜炎症（俗称：牛红眼病）；以醋打湿病牛背部（防灼伤皮肤），之后在背部覆盖酒精打湿的毛巾被并将其点燃，此法称为“醋酒灸（火烧战船），临床上可治疗母牛产后瘫痪及牛四肢风湿症；牛食积胀气可采用口衔横木以促进嗳气排出，横木上涂抹适量清凉油、冰硼散、花椒油等刺激性物质则效果更佳；仔猪针刺后海穴（交巢穴）可缓解便秘及腹泻症状；针刺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蹄部、肢关节部特定穴位可治疗跛足及瘫痪。由此可见，民间中（兽）医尚有诸多非药物施治技法值得业内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推广应用。4.3 集成技术方案应用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要秉持高度集成化原则，尚需结合福利化养殖、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支持疗法等有效手段以提升总体效果。福利化养殖：通过养殖过程中不断调适优化养殖环境条件、饲料营养配方、饲喂方式方法、饲养管理手段等，尽可能的保障当前家畜禽健康生长发育的“五项基础福利（心理、生理、行为、环境、卫生福利）”，使之尽量不发病或少发病，从而达到防病减病减抗目标。强化环境控制要尽量满足“清洁、干燥、通风、采光足、温湿度适宜”等五要素，并随畜禽不断繁殖增量和生长发育而采取必要的限密均群、分栏组群饲养，尽量满足其自由活动、安静起居、自由饮食的天性表达。强化营养控制应尽量按照国标饲料配方科学配制全价饲料，均衡配比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氨基酸、必需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重点营养物质，严格遵循“五定（定人、定时、定量、定点、定配方）”原则投喂料，并保证24h不间断供应清洁饮水。同时，养殖过程要不断发现和解决存在各种问题，持续改善养殖基础设施条件和日常饲养管理。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推行药敏试验筛选敏感抗菌素高效对症控制，必要时采取敏感抗菌素联合增效用药方案短期、迅速控制继发（并发）感染，至少实现兽医临床使用抗菌药减量20%-50%目标。必要时采取中西医药结合、联合增效用药方案以缩短治疗周期、提升治疗效果。支持疗法：立足促进发病动物尽快康复、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有必要采取类似于人类的心理（情志）疗法及其它辅助疗法。譬如，饲养管理人员与发病动物建立亲密和谐关系，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通过梳理被毛、按摩、推拿、热敷等手段使之消除紧张、焦躁、沉郁等不良情绪；病期采取有效对症控制，针对严重腹泻致虚弱脱水的病例补喂补液盐、复方电解多维液或红糖水等补益性食药材；康复期适量增加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喂量，必要时有针对性增加日粮中维生素合剂（VC、VB、VE）、矿质元素及氨基酸喂量，草食畜（肉牛羊）可在圈舍内悬挂优质复合营养舔砖任其自由舔舐；尽量满足发病动物每天适量运动及日光浴等福利化需求，全程实施精细化饲喂管理以促进其快速康复。5 短板弱项及对策建议5.1 国内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能力明显不足，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实验室网络体系，但仍存在中（兽）医药专科技术人员短缺、实际诊断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对策建议：加强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建设，优先“引、育、留、用”中（兽）医药领域专科人才，全面提升中（兽）医药专科的诊断能力和服务能力。5.2 针对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支持政策、激励机制等保障措施不够细化完善，导致中（兽）医药专科的科研攻关能力不足，总体上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对策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县（市）域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优惠支持政策及考核（评）激励制度，积极组建特色专科（专家团队），充分激活基层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干事热情并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同步组织专科专家开展全域科技人才服务队伍提能培训。5.3 各省、市（县）对域内中（兽）医药专科人才和可用价值资源（中草药）的发掘利用不够充分，大部地区均处于起步阶段、初级推广应用阶段。对策建议：建立县（市）域中（兽）医药特色专科人才库（智库），充分整合人才、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持续升级打造特色专科，重点攻关研发和推广应用县（市）域现有的中草药资源，通过“网+”双线（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培训），大力引导广大群众熟悉掌握中（兽）医药在畜禽养殖中的基础应用知识（技术）。5.4 全国各地针对中（兽）医药专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可从互联网、新老媒体、先行区等渠道获取的可复制推广经验技术非常有限。对策建议：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立足实践、勇于创新，各年度有计划组织业内开展经验总结交流会及评先评优，将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学术和技术两个能力纳入重点考核（评）项，鼓励专科人才多出成果，力争每年度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科技论文、试验报告、病例报告、调研报告等）。6 结论长期实践研究表明，中（兽）医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切实可行。高度集成制度化规范化生产管理、福利化养殖管理、生物安全防控、疫苗免疫保护、食药保健预防（治未病）、中（兽）医药减替抗应用、中兽医非药物施治技法、支持疗法、兽医临床处方优化用药等关键性措施及技术方案，各类动物重大疫病有望实现可防、可控、可治的新突破。民间中（兽）医药服务体系不乏某一领域的专科技术人才，其实践性、实用性、实效性极强，通过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高层次专家团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发掘打造、培育提升和宣传推广，完全有可能破解各类动物重大疫病的防控难题。后疫情时代、后抗菌素时代，中（兽）医药专科的特色优势发挥为推动养殖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更多的可能性，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可行路径之一。本文旨在为广大山区农村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户）及散养户通过中兽医药防控畜禽疫病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陈宏，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动物医学），高级兽医师，主要研究方向：畜牧生产相关、中兽医基础应用科学、信息化办公。 工作单位（联系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农业农村局（615100） E-mail:571341750@qq.com   TL:13881526784（陈宏）

摘  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兽医的历史也较世界其他国家早。我国古代兽医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的早期发展，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奠基发展，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传统兽医学体系。它是我国历代人民在与畜禽疾病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总结而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儿女宝贵的文化遗产。探寻数千年我国古代兽医发展历史，大力弘扬传统兽医文化。关键词：探寻；古代；兽医；弘扬；文化。兽医，古指掌疗兽病之官，后泛指治疗家畜家禽疾病的医生。兽医是个古老的职业，始于远古时期。“兽医”一词始创于我国周代，其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研究世界兽医史，必须先研究我国古代兽医的起源和发展史。多数学者将我国兽医史划分为古代兽医、近代兽医和现代兽医，其中古代兽医是指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漫长的时段。一般来说，我国古代兽医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为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等几个阶段。1 我国古代兽医起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早在万年前便出现了畜牧业。若按照“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由生产所决定的”的原则来看，兽医(最早的传统中兽医)应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1.1 畜牧业的起源。诸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前开始驯养家畜。35万年以前“河套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了家畜的直接祖先即真马、真牛、真羊、真骆驼等，促使我国北方原始猎牧业活动萌发。约在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已有猪、牛、犬、马等家畜饲养，便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驯养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看，距今11310±180年至7580±410年的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挖掘出猪、羊等骨骼；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6000年的安徽薛家岗遗址中，发掘出猪、犬和水牛的骨骼，不过数量较少，家畜种类也有限，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考古显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半坡村和姜寨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家养的猪、犬头骨、牛、羊、马、鸡的残骸，还有甩细木柱围成的圈栏，用以饲养动物。相传在早期的轩辕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对一些鸟兽以及牛马进行圈养，出现原始畜牧业的雏形。相传在尧舜时代就已经设有专门管畜牧的人员，这也是畜牧政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端，这类人员被称作为“益做虞”，主要负责对牲畜的管理，是当时掌管畜牧的高级官员。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家畜圈栏的出现，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了此时已初具兽医防护的设施，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1.2 兽医的诞生。历史证明，自有人类社会出现，就有医学的萌芽；同样，有了畜牧业就有兽医的活动。我国古代兽医学的诞生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其起源于原始社会，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早期阶段，即远古（大约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至公元前22世纪。如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时说“兽医学起源于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及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代。”这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历史，也说明我国兽医术早在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随着古代畜牧兽医工作者不断地生产实践以及经验积累，不断地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从而就诞生了兽医学。例如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它外治法的起源。对家畜的阉割术也是当时比较原始的一种医兽办法。相传在公元前27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就有火骟法的运用（家畜去势，也算是最早的兽医外科学）。我国兽医的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位马医叫马师皇，是相传生活于黄帝时代的著名兽医，“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被称作上古第一“医仙”，也被尊奉为兽医的鼻祖。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里说“上古之世早已使用家畜的中国，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就有医药的搜集。”在西方，有关兽医发展的早期记载是公元前2100年，在巴比伦古老法典中有对于牛医和驴医的义务和应得报酬所作的规定；公元前1900年，埃及人已在莎草纸上记录有治疗动物疾病的处方；在古印度，兽医和人医曾同样兴盛，公元前1500—前1200年的吠陀时代，一些经典中有以韵文记载的动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中世纪时兽医学趋于衰落，患马常由一些锻造铁蹄的铁匠诊治。英文“兽医”一词既指钉马蹄的铁匠，又指兽医，可能即此之故。1.3 兽医称号的出现。“兽医”一词创于周朝，这一职业有较为正式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西周时代的《周礼》之中。《周礼·天官·兽医》：“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旧唐书·职官志三》：“兽医掌疗马病。”明陶宗仪《辍耕录·兽医》：“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在远古时代，人医和兽医并不分开，同时也是互相兼治的。在轩辕黄帝时代，人医是兼兽医的，所以为人看病的医生同时也为动物看病，并没有专门的兽医之说。至周代人医与兽医才开始分立。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代宫廷医生已分为食医（营养科）、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兽医开始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兽医之职是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病），并能“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饲养管理）”，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食疗法。于是，就有“兽医”始创于我国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之说。2 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发展在奴隶社会，大约公元前22世纪至前476年（即大约夏朝、商朝和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得到了初步发展。2.1 夏商时期。我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之前，人类已较普遍的饲养了猪、犬、牛、羊和鸡等畜禽。为了畜禽的健康与繁衍，便有了与畜禽疾病进行博弈抗争的史前兽医活动。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 (有) ”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体内寄生虫、齿病等。殷墟遗址中的甲骨文中始现家畜去势的文字记载，发现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划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2.2 西周、春秋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兽医在治疗家畜疾病时有3种方法：一是不论内科外科疾病，都灌以药物。《周礼》中的“疗兽病”所说的“灌而行之”，就是灌药治疗。二是“疗兽疡”，即外科病，除了灌药以外，还要“刮之”，就是手术治疗。要清除其害死组织或浓污，以发其恶，然后在创口上敷以药物。三是根据畜病的具体情况施以针刺治疗。据《周礼·天官篇》记载：“兽医掌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道退之”。这说明当时不但已设有专职兽医治疗动物疾病，而且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兽医内外科就已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此记载中所呈现的内、外分科、诊疗程序以及护理方式不仅符合我国的中医理论，甚至从现代兽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合理的。在兽医临床上能够根据不同的病采取灌药、手术、护理、食疗等治疗方法和综合措施。这种临症的综合疗法，无疑是兽医学术上的一大飞跃。而此时在兽医诊疗技术上的脉诊(“以动其气，以观所发”)当是我国兽医临床脉诊应用的最早记载。因此说，当时的兽医学术不仅脱离了原始阶段，而且已初具水平，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兽医学仍可说是进步的。这一时期，我国著名于世的家畜去势术已有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于猪(猿)、马(骤)及牛等多种家畜。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fén)(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騬之﹐指马去势)等。在家畜的疾病方面﹐当时的书籍还记载了危害家畜较大的一些普通病、传染病、侵袭病，如“瘈狗”(zhì gǒu)（指狂犬）、“瘯蠡”(cù li)（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tú)（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猪囊虫(米猪)、传染病(疫)、运动障碍（劳伤）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赢蠻)等疾病，并有了比较正确的诊断和防治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已有肉品检验方法，出现肉品检验专业人员。如《周礼·天官》中还有“内饔(nèi yong)(借指宫廷中的膳食)……辨（肉）腥(xīng)﹑臊(sāo)﹑膻(shān)﹑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视为我国畜禽肉类产品检验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兽医医药专著尚未发现，只见一些零散的兽医资料。在《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记载有人兽通用的药物100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载，如“流赭(代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在《礼记·月令》中记有:“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古代人们具备了采药的技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造父、孙阳、王良等畜牧兽医名人。其中秦穆公时的兽医学家孙阳(号伯乐)，被视为我国兽医的始祖。3 我国古代兽医奠基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大约从东周的战国时期开始，经历秦、汉等数十个朝代，一直到清朝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兽医学知识不断总结，最终形成学术体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3.1 封建社会的前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65年，即战国时期到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阶段。3.1.1 战国时期已有“驼医”、“马医”、“牛医”，为我国最早实行“专科”化兽医诊疗的雏形。如《列子》中记载有专门治马病的马医；《墨子》中也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的记载。此时关于家畜疾病的记载较多，并已开始对家畜发病原因进行探讨。如“牛疡”(见战国的《古玺文字征》)、“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折膝”（均见《战国策》）、“马刃伤”(见《楚辞》)、“马暴死”(见《晏子春秋》)等。《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马蹄》对马匹死伤原因的分析表明，饲养管理不当、使役过度等都是马匹致死或致伤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现存《素问》、《灵枢》两篇，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为中医、中兽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兽医临床诊疗实践。3.1.2 秦汉时期中兽医学有了较大发展。秦代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在秦汉后的六百来年中，出现我国最早的兽医及药物书籍。如秦汉时期出版的《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第一部人畜通用的药书专著，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兽医书籍。其中特别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以及“雄黄治疥癣”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对中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中兽医临床所沿用。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曾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著有《青囊术》《华佗(兽医)方》和关于鸡、猪去势的著述，民间传为阉割始祖。汉简(如《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的记载(见《列仙传》)。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掌握了牛的“走骟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出现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专业书籍问世。3.2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宋、元等朝代，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3.2.1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后﹐我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谷道人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肘后备急方》中的炼丹术的记载，可谓系制药化学的开端，比欧洲早了500-600年。葛洪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狂犬病防治方法，首次运用了免疫学，比欧洲早1000多年，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有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包括掏结术和猪、羊的去势术；“削蹄治疗漏蹄”是世界上关于修蹄技术的最早记录；对家畜群发病提出了早期隔离控制疾病发展的方法，反映出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如梁代的《伯乐疗马经》。3.2.2 隋代始设太仆寺(一说“北齐”始设)，统管马政与牧政，有“兽医博士员120人”(《隋书》)。我国的兽医技术已开始分科并趋完善，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俞极撰·治马经》、《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杂撰马经》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等。此期间的兽医学识和著作也系统地传到国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3.2.3 唐代开始有兽医教育机构，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在主要通过祖传或采取师徒两种形式进行中兽医技术传授的基础上开始了官办兽医专业教育。据《旧唐书》记载，唐神龙年间的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博士，以教众生徒”。我国唐代的兽医教育制度比欧洲最早于1761年设立的法国国立里昂兽医学院早1000多年，它不仅促进了我国传统兽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外的兽医教育。唐贞元末年，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学习兽医。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驾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见《唐律疏议》）。唐高宗显庆四年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出现于唐代的兽医专著约10余种，其中唐禧宗时的《司牧安骥集》（李石编著），对于我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不仅总结了前代的兽医理论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一些临床经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经典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宋、元、明三代学习中兽医学的必读本。它的问世，可视为我国兽医学体系形成的标志。9世纪初《司牧安骥集》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明代时日本已有《假名安骥集》的编译本流传。唐代名医王焘《外台秘要》中还有“驴马牛狗诸疾方”。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有《医牛方》等。3.2.4 宋代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充实。据《宋史》记载，太仆寺初有“药蜜库”“皮剥所”，咸平三年(1000)又增设“群牧司”。据元《文献通考》记载“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授糖蜜之物，以供马医之用”。1007年设置了“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1036年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后又规定“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有耗失则送皮剥所”。“药蜜库”即兽医中药房，也是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病马监”相当于今天的兽医院，这是我国官办“兽医院”的开端；“皮剥所”为专门负责尸检的机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北宋时著名兽医常顺，因创用药浴法治疗马疥癣，而被封为“广禅侯”。据考证，广禅侯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钦封的兽医侯。宋代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兽医著作繁荣，当时出版的诸多兽医专著流传。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世界最早的兽医方剂学专著)、《明堂疗马经》﹑《相马病经》﹑《医驼方》、《贾躭医牛经》、《贾朴牛书》、《马经》、《疗驼经》﹑《师旷禽经》、《重集医马方》、《医马经》、《相马病经》、《常知非马经》、《段永走马备急方》等。王愈编集的《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宋代多次修订本草，在《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的基础上，名医唐慎微编著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世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政和本草》三种，药物由《新修本草》的844种增至1558种，为明代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据《使辽录》记载，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3.2.5 元代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又称《马经通元方论》或《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是继《司牧安骥集》之后现存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兽医学专著，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如对马的起卧症(包括直肠掏结术)进行总结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书中“点痛论”和“跛拐症”是后世诊断跛行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安骥集八卷》和《治马、牛、驼经》等书。3.3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即明代到清代末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时段，是中兽医学在我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并逐渐走向衰落。3.3.1 明代是中兽医学的巩固发展时期，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有所建树。政府特别重视民间兽医的培训，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明英宗时规定，每二十五匹种马为一群设兽医一人，由“每群长之下挑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定业成一人，专看治马匹”。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正是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于1608年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前人和自己的兽医学理论及临床经验之大成，首次提出与中医学相区别而特有的“八证论”辨证技术。该书是目前海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古典代表著作，日本此后有《马经大全》流传。在此前后，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如杨时乔编集的《马书》、《牛书》，钱能编集的《类方马经》，内容都很丰富。明医李时珍1578年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共收录药物1892种、方剂11096帖，其中涉及兽医方药229条；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此外，朝鲜于1633年刊行有汉文的《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书中引证了不少我国古代兽医经典著作。3.3.2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中兽医学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清政府为防止其他民族的反抗而禁止劳动人民养马，废除明洪武年间确定的“挑选聪明子弟学习兽医”制度；末期禁令虽弛，但已严重阻滞了马业和马病学的发展，而牛猪禽业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删补和改编，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牛马驼经大全集》；赵学敏编著了《串雅外编》，其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收录六畜疾病治疗方；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另外，编撰的兽医著作或抄本主要有《抱犊集》、《鸡谱》、《疗马集》、《养耕集》、《牛经备要医方》、《牛医金鉴》、《相牛心镜要览》、《牛马捷经》等流传。4 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近代兽医发展迟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现代兽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兽医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特别巨大贡献。现就传承、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4.1 宣传兽医理念。数千年来，兽医从起源、发展到兽医学体系的形成，无不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兽医为人类贡献厥功至伟。大力宣传“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和现代兽医在维护公众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开展“世界兽医日”、“中国兽医日”和“杰出兽医”等专项宣传活动，展现新时代我国兽医工作者在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方面的突出贡献，让广大公众了解兽医、支持兽医、尊重兽医、热爱兽医，引导我国兽医行业健康发展。4.2 弘扬兽医文化。祖国传统兽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建议依托兽医学科较强的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国家兽医博物馆”；建立和充实蒙、藏、壮、维等民族兽医博物馆；修缮和充实民间兽医博物馆，如“水草庙”、“元亨纪念馆”等，保护、收集、挖掘、传承、精研、发展祖国兽医文物、史料和理论，展示中国兽医的历史渊源，进一步确立我国兽医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弘扬我国传统兽医科技和文化。4.3 加大兽医投入。国家和社会机构要增加对兽医的投人。建议一是涉农涉牧大学恢复或增设中兽医专业，增加中兽医、中兽药硕士、博士教育，强化中兽医、中兽药学科建设，兽医、医学、医药、历史等相关专业增设中兽医、中兽药等课程；相关科研院所设立中兽医、中兽药等研究所（室），国家、省畜牧兽医学会（协会）设立中兽医分会，开展中兽医系统性研究，加强中兽医专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和发展中兽医学。二是相关院所和药物、兽药生产企业加大中兽药研发投入，加强中兽药、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等研发，促进中兽药产业发展。三是在执业兽医考试中增加中兽医、中兽药权重，或增设中兽医科，提高我国中兽医的行业影响力。四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章程、标准，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行为，保护和发展中兽医事业，激发中兽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促进我国中兽医行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本研究以我国古代兽医为对象，探寻数千年来兽医的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的历史及传统兽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就如何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建议。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存在不足或错误；有的地方引用不是很准确或存在错误，也不能一一甄别，请给予谅解。另外，文中采用“相传”、“传说”等说法，提供不了确证和文献出处，也因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拓展叙述，也请给予谅解。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在会议上分享了《PRRS防控净化新技术及应用》专题报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猪蓝耳病的流行现状以及危害自1987年在美国首次暴发以来，PRRSV已几乎遍及全球主要养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养猪生产者每年因PRRSV导致的损失高达668.58万美元，而在中国，PRRSV感染损失达1424.37元/年/母猪，全年损失近600亿元。全球养猪业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7亿美元。钱平教授介绍，通过数据调查显示，蓝耳病对肉猪生产效率有着极大的影响，PRRSV双阴性猪的成活率最高，达到97.90%，日增重为863.56克，料肉比为2.462，FSA指数为343.4。相比之下，PRRSV阳性不稳定猪的成活率最低，为93.26%，日增重为714.86克，料肉比为2.544，FSA指数为262.1。（FSA指数的计算公式为：FSA指数 =（成活率% × 平均日增重 g）÷ 料肉比）PRRSV特点及防控难点PRRSV毒株多，易变异和重组，抗原性和致病力差异大；感染后易引发免疫抑制，导致继发细菌感染；主要感染途径包括呼吸道、生殖道及带毒的后备猪和病猪；感染后组织带毒时间长；该病呈自限性，但抗体水平参差不齐，易感猪的大群体易循环感染；疫苗交叉保护效果不确切，如自家苗或同源性高的灭活疫苗有一定效果，病毒感染或疫苗免疫中和性抗体水平低，弱毒疫苗毒水平传播或垂直传播；抗病毒药物或生物制剂缺乏，现有效果不确实。PRRSV在不同情况下体内带毒时间：· 唾液带毒时间最长可达42天；· 野毒感染公猪精液带毒时间可达92天，疫苗毒为30天；· 粪便带毒时间可达39天，尿液带毒时间可达28天；· 保育或育肥猪感染（包括疫苗毒）病毒血症最长可至70天；· 保育猪感染后157天，扁桃体刮取物可以分离到病毒；· 4周龄猪只感染后，PCR检测阳性最长可至225天（扁桃体）；· 妊娠期85-90天内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病毒血症可持续至210天；· 妊娠期90天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22周龄后可让阴性猪血清转阳。在猪群管理方面，钱平教授提及了后备猪引种和猪群应激管理的重要性。频繁甚至高频引种、不同来源或批次引种、大日龄后备猪引种均可能促进PRRSV传播。钱平教授强调，血液、唾液PRRSV检测阴性，并不代表组织中无PRRSV！钱平教授提出了PRRS防控净化策略，强调结构化和区域化管理。1、结构化：免疫保健规范化；后备猪培育标准化；生物安全结构化；检测监测系统化；猪群流转制度化。 2、区域化：清群闭群；免疫保健；生产管理；生物安全；病毒清除鑫蓝泰临床应用效果钱平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与场景。在安全性试验中，鑫蓝泰显示出对保育猪安全且对采食量无影响。在不同剂量的试验中，鑫蓝泰均未对猪只的采食量产生负面影响，证明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通过对怀孕母猪的试验设计，研究了不同药物对生产成绩和PRRSV清除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A（鑫蓝泰）的窝均产健仔数显著提高，从对照组的13.35头增加到13.78头。此外，鑫蓝泰组哺乳仔猪成活率提高至98.58%，对照组为98.44%。窝均多提供合格断奶仔猪0.68–0.39头，每头母猪平均多提供断奶仔猪1.564–0.897头，净增收469.2–269.1元！这些数据表明，鑫蓝泰能够有效提高母猪的生产性能和仔猪的成活率。最后，钱平教授总结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强调了其在提高生产性能、安全性以及清除PRRSV方面的显著优势。通过联合应用NADC30 GX-R18QP毒株、NADC30灭活疫苗及“一场一策”方案，鑫蓝泰可有效实现PRRS的稳定与净化，缩短驯化时间，加速净化进程。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听课笔记在当前复杂疫病挑战与养殖业追求减抗、无抗及降本增效的双重背景下，尽管预防接种和药物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能完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从长远来看，采用遗传学方法从遗传本质上提高猪对病原的抗性，开展抗病育种具有治本的功效。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承办，中农种源（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猪抗病育种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猪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专题报告。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的建立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从最初的雏形与探索期到如今的应用与伦理深化期。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史是一部从粗犷、低效到精准、高效，从复杂、昂贵到简单、普惠的进化史。以CRISPR为代表的技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基因编辑的门槛，使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其强大的能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来推动其发展。魏红江教授指出尽管猪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但仍面临单个基因到多基因的同时编辑难度大、猪等大型哺乳动物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他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高效、稳定的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 关于地方猪遗传资源如何有效保护与开发利用，魏红江教授认为”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技术“必不可少，而目前云南农业大学在猪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平台上做了许多研究：1、建立了利用随机过表达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外源基因过表达猪的方法，构建Leptin过表达克隆猪，创制PIK3C3基因过表达的肝损伤猪模型。2、建立了利用TALENs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实现了目的基因的高效双等位基因敲除，敲除效率达42%。3、建立了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多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创制三基因同时敲除的基因编辑克隆猪，为人类肝脏等器官再生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4、建立了利用BE3碱基编辑器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点突变猪的方法，构建P53基因敲除猪，可作为人类肿瘤小型猪模型。5、建立了通过微量细胞鉴定快速生产基因编辑猪的方法，获得阳性细胞系的成功率提高了约4倍。6、建立了通过连续克隆实现转基因稳定、高效过表达的方法，大大减少了批量开发基因编辑克隆猪的周期和成本。猪基因编辑技术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魏红江教授将传统育种和现代分子育种进行对比，他总结到，统育种通过杂交和扩群提高来改良品种，周期超过10年，尽管能集中多种优良性状，但存在性状不稳定、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而现代分子育种则利用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技术，能在5年内实现精准改良，具有性状稳定、周期短、效率高的优势，尽管技术门槛较高，总体上，现代分子育种在效率和精确度上显著优于传统方法。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家猪T细胞抗原识别相关TRBV27基因的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作用研究，TRBV27基因在非洲野猪中存在缺失，表明可能与非洲野猪对ASFV的天然抗性有关。通过构建TRBV27KO基因编辑猪并感染ASFV，证明其对ASFV的抗病性。他指出，与野生型相比TRBV27KO猪抵抗ASFV感染的病程延迟，可能与TRBV27参与抗原呈递物的结合，敲除后抑制了部分细胞因子的释放。TRBV27基因并不是家猪对ASFV易感的关键基因，它的缺失不能使家猪抵抗非洲猪瘟，而TRBV27KO猪对其余重大生产疾病的抵抗力有待研究，此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余猪病的抗病育种研究提供了参考。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疾病模型及器官移植上的应用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已经能够揭示超过125,000个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位点变异，其中单个碱基突变引起的疾病有24,670个。这些数据为构建人类重大动物疾病模型提供了基础。在2008至2015年间，研究人员获得了基因修饰猪疾病模型，包括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这些模型覆盖了多种人类重大疾病，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器官移植上的应用前景广阔，主要体现在解决全球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心、肾器官的供求比为10:200，中国器官供求比为1:150，器官移植供体数量严重不足。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适合人类器官移植的猪供体，2012年，Lancet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下一次医学革命。云南农业大学在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异种器官移植技术链，包括医用猪新品种培育、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创新与利用、供体猪开发、器官移植及术后护理等。这些研究为全球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周斌在会议上分享了《近期我国猪病毒性腹泻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专题报告。东北农业大学周斌教授01病毒性腹泻在我国的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周斌教授指出，通过对全国八个省份1030份腹泻样品进行检测，发现轮状病毒（PoRV）在中国东南部地区流行较为严重，是造成仔猪腹泻的主要病原，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与猪德尔塔冠状病毒（PDCoV）的检出率相对较低。在2024-2025年我国主要猪产区病毒性腹泻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中，PEDV G2c是当前的主流毒株，部分地区如广东省、贵州省、云南省和河南省的PEDV流行基因型主要为G2c。周斌教授指出，针对当前猪病毒性腹泻的防控难点，首先我们需要改变防控思路；病原免疫原性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疫苗接种方案；猪场反复发生腹泻需要我们从生物安全角度出发，严格执行相关措施；猪场免疫抑制病对流行性腹泻的危害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周斌教授提示，针对当前PEDV的防控重点，后备母猪驯化和生物安全评价至关重要。确保返饲材料的具体传染性和安全性，首次返饲时间应为10-12周，返饲后5-7天检测排毒。应建立专门区域或隔离场进行有效隔离，6-8周后转移并混群。此外，产前免疫灭活苗可诱导再次免疫应答。02猪轮状病毒流行趋势PoRV是引起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急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临床症状主要为呕吐、下痢、厌食，病理剖检肠壁呈半透明状。2022年，从中国230个养猪场采集了25768份腹泻样本，数据调查显示中国猪场PoRV的平均感染率为86.52%，而样品阳性率为51.15%。最流行的基因组合型为G9P[23]I5（22.78%），其次是G9P[13]I5（15.19%）、G5P[13]I5（13.92%）和G9P[7]I5（10.13%）。PoRV的流行亚型具有多样性，无明显地域差异性。PoRVA毒株CHN/SD/LYXH2/2022/G4P[6]I1与人源RV具有高度同源性，表明人和RV毒株存在遗传重配。周斌教授强调，现阶段，需正确认识猪轮状病毒的特征、流行特点等，做好轮状病毒鉴别诊断及基因分型，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03临床防控案例经验分享周斌教授强调针对腹泻疫情的控制，要遵循疫情控制三大原则：1、最大化群体免疫力：全群普免一次腹泻苗，母猪产前2周肌注腹泻疫苗，母猪产前1周口服活疫苗一头份。2、最小化环境病毒载量：严格的产房冲洗消毒，母猪上床前洗澡/清洗后驱，栋舍环境消毒/生物安全操作，发病猪及时淘汰并作无害化处理，大日龄猪提前断奶。3、最小化产能损失：提前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提前断奶母猪的激素饲喂。周斌教授对腹泻疫情控制进行了要点总结：从疫情诊断直至结束，定期进行多个腹泻病原的筛查，实时了解真实病原存在情况及损失；方案需由专业的兽医团队按各环节监督执行，分工协作，确保有效落实，防止方案走形；不再只盯住仔猪的死亡，而是关注猪场的产能损失，盯住提前断奶仔猪和提前断奶母猪的隐形损失；注重控制方案的安全性，在后非瘟时代，为规避因返饲引起应激和生物安全风险；借助产房周转表，用数据监控生产管理的漏洞，确保产房高效、稳定运行。04当前腹泻防控的新技术应用1、新型诊断技术：利用纳米孔单分子测序技术进行快速精确检测，以及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病原体蛋白鉴定和免疫反应蛋白筛选，提高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2、疫苗研发：通过嵌合疫苗、纳米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的研发构建出安全高效的新型疫苗，增强抗原的稳定性和免疫原性，实现对猪免疫系统的精准激活。3、治疗新技术：应用CRISPR-Cas系统进行基因编辑治疗，定向敲除或修饰猪细胞中与病毒复制相关的基因，阻断病毒的感染和传播。此外，定向抗病毒治疗技术通过编辑病原体基因，实现精准抗病毒治疗。4、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和实时监测数据，建立猪腹泻发病预测模型，提前预测疫情风险，为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结合多维度数据全面分析发病因素，为精准防控提供支持。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肉鸡屠宰率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DOT1L敲除的鸡胚成纤维细胞系构建及其对ALV-J复制和细胞信号通路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