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课笔记 |彭大鹏教授《畜禽养殖合理用药与残留控制》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畜禽养殖合理用药与残留控制》专题报告。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浙江大学动物科学学院彭大鹏教授分享了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深入分析了药物残留的来源及其对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危害，重点介绍了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以及药物残留控制的策略与监管体系。同时，他还探讨了当前畜禽用药管理面临的挑战与未来发展趋势，为畜禽养殖业的科学用药和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思路与方向。1.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与现状畜禽养殖业是世界各国农业生产的重要组成部分，为人类提供了丰富的畜禽产品，如肉类、蛋类和奶制品。然而，为了提高畜禽养殖业的生产效益，养殖者常常会使用药物来预防和治疗畜禽疾病，促进畜禽生长，以及改善养殖环境。畜禽用药主要指在动物养殖过程中为预防、治疗和促进畜禽生长所使用的各种药物，涵盖抗生素、驱虫剂、抗病毒药物、激素类和免疫调节剂等。近年来，随着我国畜牧业的快速发展，用药规模逐年扩大，用药规范性、安全性和环境影响问题逐渐受到关注。1.1 畜禽用药的主要类型抗微生物药：抗生素类、合成抗菌药。抗寄生虫药：抗蠕虫药、抗原虫药、杀虫药。中枢神经系统药物：中枢兴奋药、镇静药与抗惊厥药、麻醉性镇痛药、全身麻醉药与化学保定药。其他：外周神经系统药物、抗炎药、泌尿生殖系统药物、抗过敏药、局部用药物、解毒药、拟肾上腺素类药、非吸入麻醉剂、复方药物、免疫抑制剂、受体拮抗剂。1.2畜禽用药现状分析2019年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对中国兽药产业生产的兽用抗菌药物和外国企业向中国进口的兽用抗菌药物的数量，品种等进行了统计分析。2008年-2018年抗微生物药销售额占比变化情况发现，化学制剂占全部兽药品种的60％以上，虽逐年递减，但是比例高居不下。且多年来，兽用抗菌药物化学制品占所有兽用化学药物的70％～75％，所以在养殖过程中主要还是依靠抗菌药物来维持养殖业的发展。相关政策虽限制了部分兽用化学药品的生产，但兽用抗菌药在兽用化学药品的使用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2009-2014年，我国每年兽用抗菌药的用量呈现持续上涨的趋势，2014年使用量达到最大值，为69292吨；随后至2018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量一直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2019年略有反弹。2015年7月农业部第6次常务会议审议通过的《全国兽药（抗菌药）综合治理五年行动方案（2015-2019年）》、2016年农业部与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等5部门开展畜禽水产品抗生素、兽药残留超标治理专项整治行动有关。但即使在2018年降低至29774吨时，其用量仍高于2009年。这主要是由于我国对相关肉食性产品的需求在不断加大，产量大幅提高的过程中也增加了抗菌药物的投入使用。2020年兽用抗菌药的使用途径分类情况：中国境内使用的全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其中中国境内兽药企业生产销售32543.541吨，占比99.29％，进口总量232.757吨，占比0.71％。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品种共68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抗菌药65种，进口兽用抗菌药13种。中国境内使用抗菌药制剂种类共216种，其中中国境内生产的制剂208个，进口制剂23个。按兽用抗菌药类别计，使用量排名前三位的依次为：四环素类，10002.733吨，占比30.52％；磺胺类及增效剂，4287.876吨，占比13.08％；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4112.629吨，占比12.55％；使用量最少的是安沙霉素类（0.13吨）。2020年我国兽用抗菌药品种及分类：以混饲途径为主，总量为13184.734吨，占比40.226％；饮水途径使用总量为11208.270吨，占比34.196％；注射途径使用总量为3572.531吨，占比10.900％；其他途径使用总量为4810.762吨，占比14.678％。2020 年促生长用兽用抗菌药使用量为9403.211吨，占比28.69％。1.3总结2020年中国境内使用的兽用抗菌药总量为32776.298吨，较2019年增长6.06％，但是与启动遏制动物源细菌耐药性行动计划的2017年相比下降21.9％。药物品种数量排名前3位的分别为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和氟喹诺酮类。按药物类别统计，使用量排名前3位的药物类别依次为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和β-内酰胺类及抑制剂，占比分别为30.52％、13.08％和12.55％。按使用途径分类统计，兽用抗菌药以混饲途径给药为主，占比40.23％；其次为饮水途径，占比34.20％；注射途径和其他途径占比分别为10.90％和14.68％。按使用目的分类统计，促生长用途占比28.69％，治疗用途占比71.31％。未来我国兽用抗菌药的主要类型可能仍以四环素类、磺胺类及增效剂β-内酰胺及抑制剂类。2.药物残留的来源与危害2.1 兽药残留的主要来源2.1.1养殖环节用药不规范2.1.2 饲料添加剂滥用与环境污染2.1.3 流通环节监管漏洞2.2 兽药残留的多维度危害2.2.1 对畜禽动物的危害畜禽养殖过程中，一部分抗生素是以药物的形式用于动物治疗，另一部分则是通过饲料添加剂进入动物体内。据统计，近年来我国平均每年约有6000吨的抗生素被用作饲料添加剂，以促进生长。这些抗生素在畜禽动物体内残留会对其造成危害。残留于动物体内的抗生素不但会随着血液循环进入组织器官，直接抑制吞噬细胞的功能，还会通过二重感染间接对吞噬细胞的功能产生抑制作用。这不但会抑制动物的免疫力，增加动物大规模患病的风险，剂量过大时还可诱发畜禽呼吸肌肉麻痹，抑制呼吸甚至死亡。2.2.2 人体健康风险畜禽动物体内残留的抗生素会通过食物链最终进入人体。兽药残留超标食品的短期大量摄入可引发急性中毒反应，即急性中毒与慢性疾病。部分人群对特定药物存在高度敏感性，残留药物可能引发严重过敏反应，即过敏反应与特异质毒性。2.2.3 耐药性危机加剧残留于环境中的抗生素能够对微生物产生选择性压力。动物体内残留抗生素形成的亚致死浓度环境，成为细菌耐药性产生的“温床”，耐药基因传递导致超级细菌。抗生素耐药性蔓延将大幅延长疾病疗程，增加治疗难度和成本。美国及欧洲已有超过200万人死于耐药病原体感染。我国作为畜禽养殖和消费大国，面临更为严峻的耐药菌挑战。抗生素治疗失效将导致更高级别药物的使用，形成恶性循环，给医疗卫生系统带来沉重负担。2.2.4 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药物代谢物进入生态系统。约30-90％的兽药以原型或活性代谢物形式随粪尿排出体外，这些物质通过有机肥料施用进入农田，或经水体扩散，造成土壤微生物群落失衡、水体富营养化等问题。食物链累积与生态毒性。兽药在环境中虽浓度较低，但具有生物累积性和生物放大效应。持久性药物可在生物体内富集，经食物链传递后浓度显著提升。喹诺酮类、磺胺类等抗生素对水生生物表现发育毒性和生殖毒性。五氯酚酸钠等禁用药物在环境中降解缓慢，对生态系统造成长期危害。3.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的技术措施3.1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原则 合理用药是指在动物临床诊疗中，根据畜禽的具体情况和临床症状，合理选择药物种类、用药剂量、用药时机，并遵循药物管理的原则，以确保治疗效果最大化，同时使不良反应和风险最小化。合理用药还包括了对潜在的耐药性风险进行评估，以防止耐药性菌株的扩散。3.1.1 药物选择原则在合理用药中首要考虑是选择合适的药物。3.1.1.1病原体鉴定在治疗前应尽量明确引起疾病的病原体，以确保选择对其有效的药物药物特性:考虑药物的抗菌谱、疗效、安全性和药物残留等特性。3.1.1.2 药物耐药性了解目标病原体的耐药性情况，避免使用已经广泛耐药的药物。3.1.1.3动物个体差异考虑不同畜禽品种的生理差异，选择适合的药物。3.1.1.4同类药物选择优先选择低抗生素压力的药物，避免滥用广谱抗生素。3.1.2用药剂量原则用药剂量是合理用药的关键因素之一。剂量不足可能导致治疗失败,而过量使用可能引起不良反应或药物残留。    应根据动物种类、体重、年龄和疾病的严重程度等因素进行合理计算用药剂量，并遵循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用法。3.1.3 用药时机原则用药时机是合理用药的重要方面。药物应在疾病的早期阶段开始使用，以提高治疗效果。药物的给药间隔和疗程应根据疾病的性质和治疗反应进行调整，避免过早停药或过长疗程，从而减少耐药性的风险。3.2 畜禽养殖中合理用药方法3.2.1 抗生素的合理用药（图8）抗生素是畜禽养殖中常用的药物，也是滥用最严重的一类药物之一。为了合理使用抗生素，采取以下方法。3.2.1.1 确定病原体敏感性在开始治疗之前，应进行病原体药敏实验，以确定哪种抗生素对目标病原体最有效。这有助于避免不必要的抗生素使用和减少耐药性的发展。3.2.1.2 使用窄谱抗生素窄谱抗生素通常对特定类型的病原体更有效，因此在可能的情况下，应首选窄谱抗生素，而不是广谱抗生素。这可以减少对环境中的正常微生物群落的影响，并降低抗生素耐药性的风险。3.2.1.3 遵循用药周期抗生素治疗应始终遵循完整的疗程，即使动物在用药初期出现好转，过早停药可能导致病原体未被完全清除，从而增加耐药性的风险。3.2.1.4 科学配伍与轮换协同配伍：青霉素＋链霉素增强杀菌，但避免青霉素＋四环素（拮抗）。轮换用药：每2-3月更换球虫药（如化学合成类→聚醚类），延缓耐药性3.2.1.5 特殊时期管理休药期：屠宰前停药（如敌菌净休药期10天）免疫期禁用：庆大霉素、氯霉素抑制疫苗效果3.2.2 疫苗的合理使用除了药物治疗，疫苗也是预防和控制畜禽疾病的重要手段。合理使用疫苗可以减少疾病传播，降低药物使用的需求。3.2.2.1 确定适当的疫苗类型根据畜禽的种类和养殖环境，选择适当的疫苗种类，包括弱毒疫苗、灭活疫苗或亚单位疫苗。3.2.2.2 制定疫苗接种程序根据畜禽的生长发育阶段和季节性疾病流行情况，制定疫苗接种程序，确保畜禽获得充分的免疫保护。3.2.2.3 监测疫苗效果定期监测疫苗的效力，确保疫苗在养殖场中发挥最佳作用。如果抗体水平下降，及时进行补免。3.2.3 药物残留和环境污染管理合理用药也包括了管理药物残留和减少环境污染的措施。3.2.3.1 遵守药物使用说明始终按照药物说明书中的推荐剂量和截止日期使用药物，以减少残留物的存在。3.2.3.2 严格控制药物的存 储和处置确保药物安全存放，防止非法取用或泄漏，并采取适当的方法处置过期或废弃的药物。3.2.3.3 监测环境污染定期监测养殖环境中的药物残留和污染情况，以及其对水源和土壤的影响，必要时采取措施进行清理和修复。4.药物残留控制策略与监管体系4.1 药物残留控制策略4.1.1 药物源头减量4.1.1.1 品种选择：养殖场引入畜禽品种时，应根据当前饲养场的生产需求、目的以及自然气候条件，从持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场选择生产水平高、抵抗能力强、遗传性能稳定的品种，引入的品种不携带特定疾病，不从疫区引入品种，通过良种增加对疫病的抵抗，保证畜禽产品安全和品质提升。4.1.1.2 管理措施提高畜禽饲养管理水平可增强机体抵抗力，提升动物健康水平，从养殖环节减少兽药应用。4.1.1.3 饲养密度统筹考虑养殖效益、动物健康、环境承载力，参照《绿色食品畜禽卫生防疫准则》（NY／T473）对畜禽养殖数量控制，提高动物抗病力，实现畜禽减抗健康养殖，在供给优质、安全、健康、营养的畜禽产品同时减少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量。4.1.1.4 舍内环境应根据畜禽养殖特点，合理规划和控制养殖舍内光照、温湿度、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悬浮颗粒物等影响因素，通过光照、通风、控温等设备设施，降低不良因素的刺激。安装养殖环境智能控制系统，配备自动喂料、饮水与清粪装备，实现舍内环境管理智慧化和精细化，结合节水、节料和干清粪等清洁养殖技术，从而营造适宜的养殖环境、提升动物生活质量、增强机体免疫力，降低疾病发生与兽药的使用。4.1.1.5 消毒防疫养殖场应制定科学合理的消毒和防疫程序，参照NY／T473健全防疫体系。对畜禽、生产区域、生产和运载工具、工作人员等进行严格的灭菌消毒，根据不同病原特征和消毒对象选择消毒剂，不得随意加大剂量，注意消毒剂之间的配伍禁忌，当发生疫情时，应适当增加消毒频次。养殖场应主动实施程序化免疫，选择经国家批准使用的疫苗，按照说明书推荐方式使用。4.1.1.6 人员管理养殖场建立人员管理规范，强化养殖与兽医从业人员养殖标准化和科学合理用药培训，鼓励将养殖场的信息化学习系统对接兽药管理机构与协会的新媒介，充分利用专业机构的科技优势，学习养殖新技术与安全用药知识，持续提高从业人员素养，规范兽药的用药行为。4.1.1.7 投入品控制饮水、饲料和兽药投入品是畜禽粪便中兽药残留的重要来源，加强输入途径的控制，使用合格产品，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兽药替代产品，促进绿色养殖发展，从源头减少兽药使用量。4.1.1.8 饮水控制选择水质较好的自来水、河水或井水作为水源，定期送检，水质达规定要求。通过饮水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药物，不得使用禁用药物，严格遵守休药期等有关规定。4.1.1.9 饲料控制严格执行药物饲料添加剂“禁抗”规定（部公告第194号），不得在饲料中添加禁用药物。通过饲料给药治疗的，不得超范围、超剂量使用，严格遵守休药期、配伍禁忌等有关规定。4.1.1.10 兽药控制养殖场应积极参与《全国兽用抗菌药使用减量化行动方案（2021-2025年）》。建立兽药采购、储存、使用等环节管理要求和操作规程，遵从兽用处方药管理、分级管理、安全间隔期、休药期等管理制度，在兽医指导下按照使用剂量和范围对症用药，不凭经验、不乱用或滥用兽药，严格执行《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GB31650）、《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部公告第250号）、养殖用药明白纸及相关公告中禁用药物，系统规范兽药使用行为。按照规定进行动物疾病的预防、监测、控制和净化，鼓励使用安全、高效、低残留的中兽药、低聚糖、微制剂、噬菌体等抗菌药物替代产品。通过多途径多手段降低兽药使用量。4.1.2 粪污无害化处理4.1.2.1 粪便分类处置将治疗期间的畜禽粪便与常规饲养产生的粪便分别收集，兽药污染的畜禽粪便，在正式处理前开展预处理，包括但不限于将畜禽粪便与其他一同发酵的干物质混合对高浓度兽药进行稀释（降低残留初始浓度）、增加粪便的光照或紫外线暴露、或添加降解菌等多种方式，充分利用光解、温度、微生物等非生物和生物活动，促进粪便中兽药的降解和去除。4.1.2.2 粪便处理模式畜禽粪污禁止直接还田应用，鼓励应用先进的粪便处理技术。规模养殖场、畜禽粪污处理企业或区域性粪污集中处理中心，根据配置的设施，选择适宜的粪便处理方式，优先选择主管部门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主推技术中的粪污沼液厌氧处理、好氧堆肥处理等方式。畜禽粪污处理还应符合《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GB18596）、《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GB／T36195）等相关规定。4.1.2.3 生物菌剂利用微生物菌株安全性应符合《微生物肥料生物安全通用技术准则》（NY／T1109）的规定，在畜禽粪便处理过程中添加适宜的生物菌剂，提高粪肥的处理温度，延长高温持续的时间，提高粪肥中兽药的降解，显著降低兽药残留量。4.1.2.4 粪肥产品质量对于畜禽粪便处理后形成的粪肥产品，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有要求的应符合该产品标准的要求；产品标准对兽药含量没有规定，为保障畜禽粪肥产品中兽药风险可控、提高商品肥价值，对风险评估结果证明存在安全隐患的可提出预警值，作为生产经营管理的依据。产品还应符合《有机肥料》（NY525）、《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GB38400）等相关规定。4.1.3 防控记录应用收集、记录、整理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的各类信息和资料，建立档案，妥善保存。主要信息和资料包括药物种类、使用时间、方式用量、防控措施和效果评价等。对记录数据定期梳理分析评价，不断完善畜禽粪肥中兽药风险防控技术。4.2 药物残留监管体系4.2.1 严格立法4.2.2 严格执法4.2.3 严格处罚5.当前的挑战与发展趋势5.1 当前挑战耐药性风险上升：动物源细菌耐药性加剧，磺胺类、四环素类耐药率超60％。兽药质量隐患：中兽药抽检不合格率高，部分企业虚标成分。中小养殖场用药不规范：超剂量用药、休药期未落实，自配料非法添药问题突出。5.2未来发展趋势替抗产品研发加速：微生态制剂（枯草芽孢杆菌DSM33862）、中草药制剂成为重点方向，欧盟2025年新批菌株提供技术参考。智慧化监管深化：区块链溯源、快速检测技术（胶体金试纸条10分钟出结果）应用推广。中药产业政策倾斜：兽用中药企业纳入农业产业化龙头支持范围，享受加工补贴。通过AI技术，畜禽用药正从“经验依赖”转向“数据智能”，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提升养殖效益。该转型已不是选择题，而是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听课笔记 | 曾振灵教授《兽用抗菌药物的PK-PD及其研究进展》

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兽医科学用药分会、扬州大学兽医学院承办，成都齐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细菌耐药性与兽药残留控制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成功举办。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兽用抗菌药物的PK-PD及其研究进展》专题报告。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华南农业大学兽医学院曾振灵教授围绕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进行了授课，重点讲解了该模型在指导抗菌药物精准用药中的作用机制和应用价值，并结合当前研究成果系统介绍了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与趋势，为推动科学用药提供了理论依据与实践参考。抗菌药物的PK-PD同步模型一）什么是抗菌药物？抗生素，曾称抗菌素，是细菌、真菌、放线菌等微生物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在很低浓度下即能抑制或杀灭其他微生物的化学物质，如青霉素、土霉素等。化学合成抗菌药：也能够抑制或者杀灭微生物，但它是用人工的方法化学合成的抗菌药物，如磺胺药、恩诺沙星等。药物效应动力学(PD)：药物对人体（动物体）作用、作用机制。药代动力学(PK)：人体（动物体）对药物吸收、分布、代谢、排泄。二）PK-PD同步模型通过测定药物浓度-时间-效应数据，可以拟合出药物浓度及其效应的经时过程曲线，从而将药动学与药效学数据结合起来，称为药动学-药效学同步（结合）模型（简称PK-PD模型）。许多研究认为，PK-PD模型是抗菌药物发挥最大药效，毒副作用、耐药性等降到最低的重要基础，是精准、合理用药的基础。有人把它称之为“药理学的未来”。PK-PD同步模型的研究真实地反映了动物体-抗菌药-细菌之间的动态相互变化关系，是抗菌药物精准、合理应用的重要研究工具。三）评价药代动力学的主要参数：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表观分布容积（Vd）、消除半衰期（T1/2）、体清除率（CIB）、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及生物利用度（F）等。四）评价药效学的主要指标：最低抑菌浓度（MIC50，MIC90）、最低杀菌浓度（MBC50，MBC90）、防突变浓度（MPC）、突变选择窗（MSW）、累积抑菌百分率、杀菌曲线、联合药敏指数（FIC指数）、抗生素后效应（PAE）。五）PK-PD研究的意义：更准确地反映抗菌药物的作用时间过程；根据PK-PD原理制定精准给药方案，提高清除病原菌，改善临床治疗效果；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创新抗菌药注册申报，老抗菌药再评价。六）%T>MIC与疗效的关系：对于β-内酰胺类药物，％T>MIC的时间达到50％以上，细菌的清除率可达85％以上。青霉素或头孢菌素治疗实验性动物肺炎链球菌感染，％T>MIC的时间达到50％～100％，动物的存活率可达90％～100%。七）细菌的防突变浓度（MPC）：以MIC为依据的抗菌治疗立足于“消除感染”，为防止突变株出现和被选择形成耐药菌群，在氟喹诺酮类药物对金葡菌、肺炎链球菌和分支杆菌的作用研究中提出“防突变浓度”的新概念。MPC是药物的临界浓度值，高于该值，选择性耐药的变异菌株增殖发生率很小；实验表明，MPC通常高于MIC4~8倍；应用MPC值，能预测在达到根除感染目的同时，兼顾预防耐药性的产生。PK-PD模型优化抗菌药物的精准用药一）制定动物精准用药的原则根据动物病原菌体外药敏、PK-PD与临床结果及细菌、动物的感染部位综合考虑。优选药物：针对不同病原菌药敏试验选药。优化给药方案：根据PK-PD特点（血及组织）。二）时间依赖性抗菌药TMIC应超过给药间隔的50％，抗菌活性达到了最大化，清除细菌的速度快。药物浓度为4～5倍MIC时杀菌率即处于饱和，即使再增加药物剂量，疗效也不会明显增加。其杀菌范围主要依赖于接触时间。没有或很少有抗菌药后效应，维持其血药浓度的时间取决于药物的消除半衰期。三）不合理的给药方案：临床上将阿莫西林普通制剂肌注或内服给药剂量提高到20～30mg／kg体重，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法是不合理的。肌注或内服给药时，阿莫西林在大多数动物体内的消除半衰期1-2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隔时间大于50％的要求。时间依赖性药物需要每日多次给药，以维持T＞MIC超过给药间隔时间的50％。兽医临床上将青霉素给药剂量提高到10万单位／kg体重，肌内注射，减少给药次数为每天1次。这种用药方案不合理。肌注给药时，青霉素在大多数动物体内消除半衰期小于1h。随意延长给药间隔时间，T＞MIC达不到超过给药间期50％的要求。四）浓度依赖性抗菌药：其血药浓度Cmax/MIC>8～10，能产生良好的抗菌效果。其对致病菌的杀菌作用取决于峰浓度。AUC24h／MIC＞125时，产生疗效快，能有效地杀灭细菌和抑制耐药菌株产生，临床有效率可达90％以上。一般具有良好的抗菌药后效应，如氨基糖苷类的PAE为0.75～7.5h。五）合理的给药方案：1、以氨基糖苷类抗生素为例：具有耳、肾毒性。耳蜗和肾小管对氨基糖苷类药物摄取具有饱和性，短时较高血药浓度不增加其对药物的摄取，不增加毒性。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每日单次给药，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2、以恩诺沙星为例：高浓度不易产生耐药性，低浓度易诱导适应性耐药，高剂量少次数给药可避免耐药。FDA批准：猪每日给药2次（2.5mg／kg）连用3天，改为给药1次（7.5mg／kg），有必要时48h后再用1次。容易操作，毒副反应少，临床疗效不变或更好。六）抗菌药的联合应用：除了选择疗效好的药物、调整药物剂量外，联合用药也可缩小或关闭MSW。两药同时处于各自的MIC之上，细菌需要同时发生两种耐药突变才能生长。联合用药能够达到关闭MSW，降低耐药率的目的。特别是对于MPC很高的药物，如抗结核药，加大剂量，不良反应增多。兽用抗菌药物PK-PD研究进展一）恩诺沙星对雏鸡肺炎克雷伯菌感染的疗效及适宜剂量方案如何？其与临床推荐剂量是否匹配？给药剂量＞10mg／kg时，可观察到杀菌活性；剂量≤40mg／kg时，无法实现细菌的完全清除。基于血浆游离药物数据拟合得出AUC72h／MIC的剂量为14.16mg／kg；该剂量较我国临床推荐的7.5mg／kg偏高，在治疗MIC≥0.125μg／mL的肺炎克言伯菌感染时需慎重考虑。二）利福昔明乳管内注入对大肠杆菌引起的奶牛乳房炎效果显著，W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评估目前给药方案的治疗效果。AUC24h／MIC超过57.80h时可实现最佳抗菌效果；临床推荐的利福昔明100mg／乳区、每12小时一次的给药方案对大肠杆菌引起的牛乳腺炎治愈率达91.08％。三）Zhang等采用体外动态感染胸膜放线杆菌模型，模拟达氟沙星在猪血浆中的浓度变化，分析其PK-PD参数与抗菌活性的关系。AUC24h/MIC99与抗菌活性拟合最佳，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数值分别为2.68、33.67和71.58h，可为达氟沙星治疗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感染提供指导。四）Lu等通过体外动态模型评估达氟沙星对多杀性巴氏杆菌的PK-PD靶值及耐药机制，并基于MSW假说优化给药方案。抑菌、杀菌和根除效应对应的AUC24h／MIC分别为34、52、64h。耐药突变株富集与AUC／MPC相关，外排泵及调控基因过表达是耐药原因，最低突变预防靶值（AUC24h／MPC）比值为19h。该菌对达氟沙星耐药呈浓度依赖性，符合MSW假说。而当前2.5mg／kg的临床给药方案可能因诱导耐药存在治疗失败风险。五）Yang等通过建立PK-PD模型优化恩诺沙星对副猪嗜血杆菌的给药方案。对健康猪和感染猪肌内注射2.5mg／kg恩诺沙星，两者的AUC和CL差异显著，提示病菌可能改变恩诺沙星的药代动力学特征。恩诺沙星对该菌的MIC、MBC均为0.125μg／mL，MPC为0.6μg／mL，其抗菌作用呈浓度依赖性。六）抗生素联用PK-PD模型的研究进展1．联合用药动态相互作用量化2023年研究发现氨苄西林与头孢曲松联用时，通过PK-PD建模，测定相关的药代动力学参数，二者联用时CRO＞1mg／L是有增效作用，并允许AMP剂量下调，优化临床给药方案。2．给药方式与PK-PD模型创新2023年有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发现美罗培南延长输注联合黏菌素，可优化PK-PD参数，抗菌效果较好。3．特殊种群模型精细化2021年，有研究人员探讨健康犬与危重犬静脉注射阿莫西林／克拉维酸的群体药代动力学，优化给药方案：危重犬优先延长输注时间（至3小时）而非增加剂量，以提升fT＞MIC。ENR单药：＞2×MIC时24h内完全杀菌。CEQ单药：≥1×MIC时抑菌，但易反弹。ENR＋CEQ联用产生协同或相加作用；优势为0.5×MIC ENR＋低浓度CEQ即可增强杀菌效果。CEQ的％T＞MIC需求从48.66降至18.04，抗菌活性显著提升。同时，ENR单药治疗24-30h后，诱导出低水平耐药株（MIC升高4-8倍）。联用方案未诱导CEQ耐药株，提示联用可延缓耐药。首次量化ENR＋CEQ联用对抗肺炎克雷伯菌的PK-PD参数，为兽医临床优化剂量方案及控制耐药性提供实验依据。研究人员将氨苄西林-头孢曲松联用对抗粪肠球菌，并测定小鼠模型相关的药动学-／药效学指标，优化临床给药方案。在优化的粪肠球菌小鼠感染模型中，测试两种新指标（头孢曲松阈值以上时间、氨苄西林超过MIC以上时间）以明确头孢曲松对氨苄西林的增强作用，并通过模拟人类用药剂量评估临床相关性。AMP＋CRO的体内疗效由T>threshold(CRO)和T>MICI（AMP）双指数驱动。联用CRO时，低剂量AMP（25mg q6h）可达与单用高剂量AMP（500mg q6h）相同的T>MICI。该实验通过新型的PK-PD指数，阐述了两种抗生素联用增效的机制，指出联用的剂量配比，为优化肠球菌感染联合治疗提供依据。研究人员探讨美罗培南延长输注与间断推注单药及联合多黏菌素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被膜的疗效。该实验探讨美罗培南（单药或联合粘菌素）通过间歇推注（IB）vs延长输注（EI）给药对铜绿假单胞菌生物膜的疗效，并确定最佳PK-PD参数。通过测定杀菌效果、PK／PD参数（T＞MIC、Cmax／MIC、AUC／MIC）、耐药演变进行分析。目前制定药物敏感性标准的机构主要有：美国临床和实验室标准协会（CLSI）、欧洲药敏试验委员会（EUCAST）考量折点时用到的PK-PD标准包括：体外数据、动物模型、临床数据，以及静态与杀菌效应等。该研究以马用抗菌药马波沙星（Marbofloxacin，MBX）建立PK-PD临界值，以支持制定针对马属动物的临床折点（CBP），用于指导抗菌药敏感性测试（AST）结果的解读。研究采用群体药动学（POP PK）模型（二室模型）及蒙特卡洛模拟（MCS）生成5000条虚拟药时曲线，计算游离药物AUC／MIC（fAUC／MIC）在PDT＝72h时的革兰氏阴性菌的PK／Pdsut是0.625mg／L，而大肠杆菌MIC90＝0.0312mg／L，MBX（2mg／kg）对肠杆菌科（如大肠杆菌）感染可能有效（MIC90接近PK/PDsut)，马波沙星对大肠杆菌的折点为0.625μg／mL。马用抗生素青霉素对金黄色葡萄球菌折点为0.25mg／L头孢噻呋对仔猪胸膜肺炎放线杆菌折点为2ug／ml磷霉素对大肠杆菌折点为16.0mg／L，针对动物的临床断点泊沙康唑对白色念珠菌折点为0.06mg／L小结PK-PD同步模型整合了药物浓度-时间-效应三者之间的关系，已成为抗菌药物合理用药，减缓细菌耐药性产生，以及在新兽药研发过程中的重要手段。针对不同的适应证，建立基于PK-PD的治疗方案，为兽医临床上提供科学的给药方案。对于宠物医院可根据基于MPC的PK-PD-MSW模型制定合理的个体化精准给药方案，减少细菌耐药性的产生。目前中国的畜禽养殖中，很少有养殖企业进行设计个体化的用药方案，仍存在抗菌药物不合理使用的现象，如何采用PK-PD同步模型，通过增加剂量、联合用药、选择首选的抗菌药物等方法来实现在兽医临床上减少细菌耐药性的发生，尚需进一步研究解决。笔记撰写：达剑森(扬州市邗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兽）医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创新与实践

摘要：为有效破解市（县）域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短板制约难题和推动后疫情时代畜牧养殖业绿色发展，四川会理市课题组结合省科协科技智库调研课题（项目）就中（兽）医药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展开调研研究。课题以国内前沿实践案例、会理市域实践案例及小区试验示范项目为重点调研研究对象，具体总结国内前期实践案例和会理区域试验成熟的经验技术供业内参考。系列研究表明，创新应用中（兽）医药集成技术方案能够有效提升动物群体的机体免疫力和抗病力，从而降低动物重大疫病及四季常见病的发病率和病死率，同时能够有效遏制畜禽养殖滥用抗菌药，实现兽医临床减抗和养殖防治节本50%以上。关键词：动物重大疫病；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实践经验；创新；对策建议1 国际国内动物重大疫病概述1.1 重点防控病种立足国内视角，时下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主要是：非洲猪瘟（ASF）、猪瘟（CSF）、猪蓝耳病（PRRS）、口蹄疫（FMD）、布鲁氏菌病（BB）、羊小反刍兽疫（PPR）、羊痘病（Qrf）、禽新城疫（ND）、禽流感（AI）等。实践中，不同国家、不同省份、不同地理区位（域）需重点防控的动物重大疫病不尽相同，其确定应以当地流行病学调查结果为准。1.2 防控机理及前沿技术非洲猪瘟：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性疾病，主要影响猪。目前针对ASF尚无有效的对症控制疫苗和治疗药物，防控以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监测和扑杀阳性感染动物等常规手段为主。国内相关科研团队（兽药企业）采用中（兽）医药加味组方对症控制ASF取得一定进展突破。禽流感：是由禽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传染病，主要影响家禽和野生鸟类。常规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辩证加减组方对症控制取得一定实效，相关研究仍在深入进行中。猪流感：是由猪流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烈性传染病，可以影响猪和人。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和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手段取得较好效果。口蹄疫：是由口蹄疫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危害性传染病，主要影响肉牛、肉羊、生猪等偶蹄动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及流行病学监测等。国内实践认为采用中（兽）医药对症控制具有一定效果。布鲁氏菌病：是由布鲁氏菌引起的一种人畜共患病，在国内有较大发病风险。防控手段包括疫苗接种、加强生物安全措施、疫区（点）封锁扑杀及无害化处置、流行病学监测等。本病对规模化（含适度规模）养殖场危害极大，针对有价值的发病畜一般采取敏感抗菌药对症控制，发病场原则上不允许采取治疗手段，应遵国家相关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置。目前，国际国内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前沿技术主要包括：基因编辑技术（通过该技术研究病原体的生物学特性，进而开发新型疫苗和治疗方法）；疫苗研究（按需研发新型对症疫苗，不断提高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性和稳定性）；生物制品（按需研发抗病毒、抗菌、抗寄生虫类的生物制品，用于预防和治疗相关动物疫病）；纳米疫苗技术（利用纳米技术研究新型诊断方法和疫苗载体，不断提高疫苗的免疫效果）；遥感技术（充分利用遥感技术监测家畜禽及野生动物的疫病传播，有效预测和控制相关疫病流行、降低感染发病风险）；AI和大数据分析（通过AI技术和对大量价值数据进行分析，实现对动物重大疫病传播的实时监控、预测和风险评估）；跨界合作（多学科、多领域、多部门开展交流合作，包括兽医、农业、环保、卫生等多领域的跨界合作，以更好的研究和防控动物重大疫病）。2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建立 2.1 研究方法 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的核心技术是坚持以畜禽防治用药安全、畜产品质量安全和养殖减抗、畜牧业提质增效为总导向总目标，通过采取经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防治技术方案以达到预期的防控效果及养殖效益。体系建设全程秉持“上医治未病，中（兽）医治欲病，下医治已病”的传统中（兽）医先进理念，重点突出“防重于治、防治结合、中（兽）医药优先”总方针。经传统中（兽）医之四时辩证、实时辩证后采取针对性、实效性强的精准用药措施（方案），以达到最佳对症控制效果。临床上包括“药物干预控制”和“非药物控制”两种技术手段。 2.2 技术原理秉持传统中（兽）医的先进防治理念及技法，在前人实践总结的经典古验方（技法）基础上，进一步深入研究单味中草药的药理药性、性味归经、功能主治等，并结合不同家畜禽的品种特性、生长阶段、生产功用（肉/蛋/奶/种用）、养殖环境、饲养管理条件等作综合考量，经科学辩证后对处于亚健康或已发病的动物采取对症控制手段，以达到防病、减病、治病及临床减抗、控药残、促长增重等多样化目标。其优势是因地制宜、就地取材、简便易行、节约环保、实用实效，其短板是对微观深入的药物有效成分、药理药性、病理机制等缺乏深层次研究与论证，存在一定的认知盲区。2.3 技术路线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注重对民间中（兽）医的一些特色专科防治技术进行收集整理并编撰成文（固化成果）。研究路线：专科技术案例信息采集→案例分析研究→实践论证→实践创新→效果评价→成果固化（论文/病例报告/科普资料）→推广应用（成果转化/传承弘扬）。 2.4 技术应用场景针对健康动物或假定健康动物、亚健康动物辩证用药，倡导主动采取保健预防措施（治未病）。四季动物疫病动态流行期及本群零星发病期，针对自场畜禽开展整群统防统治（群体给药-治欲病）；针对自场发病个体辩证选药用药、对症施治（个体治疗-治已病）。广大农村地区、偏远山区养殖户最适合应用本技术方案，可将当地出产、现有的食药材（主推药食同源目录规定品种）就地取材、就地转化利用，以实现养殖防治病与促长增重增收的协调统一。各种动物重大疫病可根据其靶心病灶部位（如：消化、呼吸、神经、血循环、骨骼关节、皮肤、五官、生殖、泌尿等）及喘咳、流泪、流涕、呼吸不畅、便秘、腹泻、下痢、血便、浊尿、出血、脱水、贫血、疮痈、脓肿、肿瘤、结节、发热等具体的病理显症表现，合理选择应用对症的食药材予以调理纠治。 3 国内前沿实践经验“十五五”期间，县（市）域基层动物重大疫病防控的重要创新点和突破口在于持续发力加强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前期实践研究表明，“三药三方三宝（三药：金花清感颗粒、连花清瘟胶囊、血必净注射液；三方：清肺排毒汤、化湿败毒方、宣肺败毒方；三宝：中药+二氧化氯复方防疫香囊、多功能防病菌防病毒护手棒、新雄黄中药防疫暖茶）”在防控新冠肺炎及流感病毒病中效果确切、实用实效。防控ASF：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有效成分提取物可作为预防和治疗ASF的候选药物，其能有效抑制ASFV引起的病变、提高猪的机体免疫力并降低病死率。其中，黄芪提取物能够抑制ASFV的复制并能提高感染畜的生存率（Li et al.2023），板蓝根提取物对ASFV具有直接的抗病毒效果并能减轻病毒感染引起的病理变化（Wang et al.2023），黄芪、板蓝根、金银花等中草药添加到禽类饲料中亦有一定的抗流感病毒作用。另，川农大、川荣州动物药业有限公司联合推出“加味黄连解毒散+加味清瘟败毒散”对症控制ASF取得研究新进展，有望实现ASF可防、可治、可控。防控CSF：在猪日粮中添加大青叶、连翘、黄连等具有清热解毒、抗病毒的中草药，其有效成分可增强猪群的整体抗病能力，CSFV的感染发病风险明显降低。防控FMD：肉牛羊等偶蹄动物“内服+外用”板蓝根、甘草、黄连等具有抗病毒和消炎作用的中草药，能够减轻FMD特征性的病理症状并促进病畜尽快恢复。防控ND：鸡日粮中添加贯众、板蓝根、大青叶等中草药，其有效成分能够提升鸡的抗病能力并对致病原（副黏病毒）有一定抑制作用，可降低NDV感染发病风险。由此可见，经前期试验成熟的中（兽）医药方剂在防控家畜禽重大疫病方面切实可行，关键在于科学辩证分析、合理选药用药、靶向对症控制。4 区域实践经验四川会理地区兽医专业人员开展实地调研及小区试验研究，具体总结区域实践经验供业内借鉴参考。4.1 药物干预控制单味中草药：经实践验证，当地农村地区颇具实效的常见食药材主要有“益母草（主治母畜产科疾病，与生姜、红糖联用增效）、金银花（抗病毒/抑菌/牛结节病辅治）、鱼腥草（疮痈脓肿）、淫羊藿（提升种畜性欲及提高孕产率，与红糖、鸡蛋联用增效）、百草霜（即锅底灰，主湿热下痢）、木炭粉（主湿热下痢）、板蓝根（抗病毒/抑菌）、大青叶（抗病毒/抑菌）、车前草（清热利尿排毒）、蜂蜜（润肠通便）、红糖（补血/补虚/解毒）、食醋（开胃/化积/解毒）、大蒜（消炎抗菌/止痢）”等。近代兽医临床研究表明，大黄（孕畜慎用）、黄柏、穿心莲、黄芩、双花、黄芪、板蓝根、贯众等对葡萄球菌、溶血性链球菌、痢疾杆菌、绿脓杆菌等G+、G-菌均有一定的抑杀作用，对病毒、钩端螺旋体、致病性真菌和原虫感染等也有一定抑制性，同时能激发动物机体免疫潜力、增强网状内皮系统吞噬能力、促进保护抗体形成。因此，农村地区养殖户可就地取材，合理加减组方或单味应用现有的常见食药材即可防治各种畜禽常见病，前提是要熟悉掌握一定的中兽医药基础应用知识，懂得辩证（对症）选药用药和加减组方之道。目前，国家卫健委公布的药食同源中草药目录品种有110种，是人畜防治四季常见病之首选。值得注意的是，罂粟、牵牛子、朱砂、草乌、雄黄、蟾酥等具有一定毒副作用的中药品种对某些人畜重大疫病具有实效，但在保健食品中禁用，原则上不建议推广使用。复方中草药：消化系统病变首选“白头翁散（白头翁、黄连、黄柏、秦皮、金银花、黄芪、杨树花）、乌梅散（炒乌梅肉、黄连、柴胡、秦艽、炒杏、炙甘草等）、杨树花口服液（杨树花、黄连、黄芩、黄芪、黄柏、栀子、白头翁、增效剂等）、苍术香连散（苍术、黄连、木香等）、蒙脱石散（蒙脱石及佐剂）、穿心莲散（穿心莲、 辣蓼、大青叶、 葫芦茶等）”。上述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肠炎、湿热下痢、腹泻、血痢等诸症。其中，健胃、促消化、促长增重可选用“胃肠活（黄芩、陈皮、青皮、大黄、白术、木通、槟榔、知母、玄明粉、六神曲、石菖蒲、乌药、牵牛子等）、建曲（六神曲、厚朴、木香、白术、枳实、青皮、紫苏、荆芥、羌活等）、山楂开胃散（山楂、麦芽、增效因子、佐剂等）、健胃散（山楂、麦芽、神曲、槟榔、增效因子等）”等。养殖者可视具体情况将上述组方药加味或减味应用，或直接使用市售商品化中兽药。呼吸系统病变首选“荆防败毒散（荆芥、防风、茯苓、独活、柴胡、前胡、川芎、枳壳、羌活、桔梗、薄荷、甘草等）、麻杏石甘散或麻杏石甘口服液或麻杏石甘颗粒（麻黄、杏仁、石膏、甘草等）、小柴胡散（柴胡、黄芩、姜半夏、党参、甘草等）、麻黄鱼腥草散（麻黄、黄芩、鱼腥草、穿心莲、板蓝根等）”。上述经验方剂常用于防治畜禽病毒性感冒、喘咳、呼吸不畅等，必要时与敏感抗菌药联用效果尤佳。家畜产科疾病：生猪、肉牛羊、马属动物首选“益母生化散（含益母草、当归、川芎等）”，可于母畜产前、后连服用3～5d。农村地区可就地取材而用之，针对产后出血及过度虚弱的母畜可将益母草配合红糖、鸡蛋使用则效果更佳。益母生化散加味对母畜产后恶露不尽、胎衣不下及“三炎症（乳炎、子宫炎、生殖道及泌尿道炎）”等均有良效。中西医结合用药：实践中，针对伴严重继发（或并发）感染的重症病例，必须配合敏感抗菌药才能达到预期疗效。一般判定标准为发病动物食欲完全废绝且伴血便、血尿、浊尿、红热肿痛等症状，此时必须氟苯尼考、头孢菌素、复方青霉素、氨苄西林钠等敏感抗菌药参与对症控制继发（或并发）感染才能达到预期效果。对于精神状态基本正常且尚有食欲的轻症病例则可采用纯中药方案施治。注：重症绝食病例可直接灌服对症中草药制剂，同时肌注敏感抗菌药混悬剂；成年反刍动物（肉牛羊）必须使用抗菌素时只宜肌注、不宜内服，以免造成药物二次伤害。4.2 非药物控制技法即：应用针灸、艾灸、放血、炙、穴位贴敷、热敷、按摩等非药物施治的传统中兽医技法。实践应用场景：采用耳尖、尾尖及四肢特定穴位紧急针刺放血适量可救治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等）急性中暑及热射病、疫苗急性过度应激等，对不明原因引起某些猝死综合征亦有一定效果。较常规的药物治疗而言，采用此技法先行救治在临床上能显著提升综合治愈率和降低病死率。此外，牛顺气穴小孔插枝（常用光滑柳枝）作深部刺激，可治疗牛眼结膜角膜炎症（俗称：牛红眼病）；以醋打湿病牛背部（防灼伤皮肤），之后在背部覆盖酒精打湿的毛巾被并将其点燃，此法称为“醋酒灸（火烧战船），临床上可治疗母牛产后瘫痪及牛四肢风湿症；牛食积胀气可采用口衔横木以促进嗳气排出，横木上涂抹适量清凉油、冰硼散、花椒油等刺激性物质则效果更佳；仔猪针刺后海穴（交巢穴）可缓解便秘及腹泻症状；针刺家畜（生猪、肉牛羊、马属）蹄部、肢关节部特定穴位可治疗跛足及瘫痪。由此可见，民间中（兽）医尚有诸多非药物施治技法值得业内进一步探索研究和推广应用。4.3 集成技术方案应用中（兽）医药绿色防治技术体系建设要秉持高度集成化原则，尚需结合福利化养殖、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支持疗法等有效手段以提升总体效果。福利化养殖：通过养殖过程中不断调适优化养殖环境条件、饲料营养配方、饲喂方式方法、饲养管理手段等，尽可能的保障当前家畜禽健康生长发育的“五项基础福利（心理、生理、行为、环境、卫生福利）”，使之尽量不发病或少发病，从而达到防病减病减抗目标。强化环境控制要尽量满足“清洁、干燥、通风、采光足、温湿度适宜”等五要素，并随畜禽不断繁殖增量和生长发育而采取必要的限密均群、分栏组群饲养，尽量满足其自由活动、安静起居、自由饮食的天性表达。强化营养控制应尽量按照国标饲料配方科学配制全价饲料，均衡配比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膳食纤维、氨基酸、必需微量元素（矿物质、维生素）等重点营养物质，严格遵循“五定（定人、定时、定量、定点、定配方）”原则投喂料，并保证24h不间断供应清洁饮水。同时，养殖过程要不断发现和解决存在各种问题，持续改善养殖基础设施条件和日常饲养管理。临床处方优化用药：推行药敏试验筛选敏感抗菌素高效对症控制，必要时采取敏感抗菌素联合增效用药方案短期、迅速控制继发（并发）感染，至少实现兽医临床使用抗菌药减量20%-50%目标。必要时采取中西医药结合、联合增效用药方案以缩短治疗周期、提升治疗效果。支持疗法：立足促进发病动物尽快康复、降低病死率、提高治愈率，有必要采取类似于人类的心理（情志）疗法及其它辅助疗法。譬如，饲养管理人员与发病动物建立亲密和谐关系，予以无微不至的关怀照顾，通过梳理被毛、按摩、推拿、热敷等手段使之消除紧张、焦躁、沉郁等不良情绪；病期采取有效对症控制，针对严重腹泻致虚弱脱水的病例补喂补液盐、复方电解多维液或红糖水等补益性食药材；康复期适量增加动物必需的微量元素喂量，必要时有针对性增加日粮中维生素合剂（VC、VB、VE）、矿质元素及氨基酸喂量，草食畜（肉牛羊）可在圈舍内悬挂优质复合营养舔砖任其自由舔舐；尽量满足发病动物每天适量运动及日光浴等福利化需求，全程实施精细化饲喂管理以促进其快速康复。5 短板弱项及对策建议5.1 国内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能力明显不足，虽然部分地区已经初步建立实验室网络体系，但仍存在中（兽）医药专科技术人员短缺、实际诊断能力不足等突出问题。对策建议：加强县（市）域基层兽医诊断实验室建设，优先“引、育、留、用”中（兽）医药领域专科人才，全面提升中（兽）医药专科的诊断能力和服务能力。5.2 针对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支持政策、激励机制等保障措施不够细化完善，导致中（兽）医药专科的科研攻关能力不足，总体上科技成果转化率不高。对策建议：进一步建立健全县（市）域基层中（兽）医药服务体系的优惠支持政策及考核（评）激励制度，积极组建特色专科（专家团队），充分激活基层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干事热情并促进科技成果就地转化，同步组织专科专家开展全域科技人才服务队伍提能培训。5.3 各省、市（县）对域内中（兽）医药专科人才和可用价值资源（中草药）的发掘利用不够充分，大部地区均处于起步阶段、初级推广应用阶段。对策建议：建立县（市）域中（兽）医药特色专科人才库（智库），充分整合人才、项目、资金等优势资源持续升级打造特色专科，重点攻关研发和推广应用县（市）域现有的中草药资源，通过“网+”双线（线上线下）同步宣传（培训），大力引导广大群众熟悉掌握中（兽）医药在畜禽养殖中的基础应用知识（技术）。5.4 全国各地针对中（兽）医药专科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可从互联网、新老媒体、先行区等渠道获取的可复制推广经验技术非常有限。对策建议：大力鼓励和支持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立足实践、勇于创新，各年度有计划组织业内开展经验总结交流会及评先评优，将中（兽）医药专科人才的学术和技术两个能力纳入重点考核（评）项，鼓励专科人才多出成果，力争每年度形成一批可复制推广的科技成果（科技论文、试验报告、病例报告、调研报告等）。6 结论长期实践研究表明，中（兽）医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切实可行。高度集成制度化规范化生产管理、福利化养殖管理、生物安全防控、疫苗免疫保护、食药保健预防（治未病）、中（兽）医药减替抗应用、中兽医非药物施治技法、支持疗法、兽医临床处方优化用药等关键性措施及技术方案，各类动物重大疫病有望实现可防、可控、可治的新突破。民间中（兽）医药服务体系不乏某一领域的专科技术人才，其实践性、实用性、实效性极强，通过相关业务主管部门和高层次专家团队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发掘打造、培育提升和宣传推广，完全有可能破解各类动物重大疫病的防控难题。后疫情时代、后抗菌素时代，中（兽）医药专科的特色优势发挥为推动养殖业创新发展、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的支撑和更多的可能性，中（兽）医药绿色防治体系建设是防控动物重大疫病的可行路径之一。本文旨在为广大山区农村的适度规模养殖场（户）及散养户通过中兽医药防控畜禽疫病提供理论基础。            作者简介： 陈宏，男，汉族，中共党员，本科（动物医学），高级兽医师，主要研究方向：畜牧生产相关、中兽医基础应用科学、信息化办公。 工作单位（联系地址）：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会理市农业农村局（615100） E-mail:571341750@qq.com   TL:13881526784（陈宏）

探寻古代兽医历史，弘扬传统兽医文化

摘  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兽医的历史也较世界其他国家早。我国古代兽医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的早期发展，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奠基发展，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传统兽医学体系。它是我国历代人民在与畜禽疾病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总结而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儿女宝贵的文化遗产。探寻数千年我国古代兽医发展历史，大力弘扬传统兽医文化。关键词：探寻；古代；兽医；弘扬；文化。兽医，古指掌疗兽病之官，后泛指治疗家畜家禽疾病的医生。兽医是个古老的职业，始于远古时期。“兽医”一词始创于我国周代，其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研究世界兽医史，必须先研究我国古代兽医的起源和发展史。多数学者将我国兽医史划分为古代兽医、近代兽医和现代兽医，其中古代兽医是指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漫长的时段。一般来说，我国古代兽医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为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等几个阶段。1 我国古代兽医起源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早在万年前便出现了畜牧业。若按照“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由生产所决定的”的原则来看，兽医(最早的传统中兽医)应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1.1 畜牧业的起源。诸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前开始驯养家畜。35万年以前“河套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了家畜的直接祖先即真马、真牛、真羊、真骆驼等，促使我国北方原始猎牧业活动萌发。约在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已有猪、牛、犬、马等家畜饲养，便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驯养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看，距今11310±180年至7580±410年的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挖掘出猪、羊等骨骼；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6000年的安徽薛家岗遗址中，发掘出猪、犬和水牛的骨骼，不过数量较少，家畜种类也有限，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我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考古显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半坡村和姜寨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家养的猪、犬头骨、牛、羊、马、鸡的残骸，还有甩细木柱围成的圈栏，用以饲养动物。相传在早期的轩辕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对一些鸟兽以及牛马进行圈养，出现原始畜牧业的雏形。相传在尧舜时代就已经设有专门管畜牧的人员，这也是畜牧政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端，这类人员被称作为“益做虞”，主要负责对牲畜的管理，是当时掌管畜牧的高级官员。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家畜圈栏的出现，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了此时已初具兽医防护的设施，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1.2 兽医的诞生。历史证明，自有人类社会出现，就有医学的萌芽；同样，有了畜牧业就有兽医的活动。我国古代兽医学的诞生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其起源于原始社会，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早期阶段，即远古（大约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至公元前22世纪。如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时说“兽医学起源于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及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代。”这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历史，也说明我国兽医术早在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随着古代畜牧兽医工作者不断地生产实践以及经验积累，不断地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从而就诞生了兽医学。例如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它外治法的起源。对家畜的阉割术也是当时比较原始的一种医兽办法。相传在公元前27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就有火骟法的运用（家畜去势，也算是最早的兽医外科学）。我国兽医的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位马医叫马师皇，是相传生活于黄帝时代的著名兽医，“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被称作上古第一“医仙”，也被尊奉为兽医的鼻祖。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里说“上古之世早已使用家畜的中国，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就有医药的搜集。”在西方，有关兽医发展的早期记载是公元前2100年，在巴比伦古老法典中有对于牛医和驴医的义务和应得报酬所作的规定；公元前1900年，埃及人已在莎草纸上记录有治疗动物疾病的处方；在古印度，兽医和人医曾同样兴盛，公元前1500—前1200年的吠陀时代，一些经典中有以韵文记载的动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中世纪时兽医学趋于衰落，患马常由一些锻造铁蹄的铁匠诊治。英文“兽医”一词既指钉马蹄的铁匠，又指兽医，可能即此之故。1.3 兽医称号的出现。“兽医”一词创于周朝，这一职业有较为正式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西周时代的《周礼》之中。《周礼·天官·兽医》：“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旧唐书·职官志三》：“兽医掌疗马病。”明陶宗仪《辍耕录·兽医》：“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在远古时代，人医和兽医并不分开，同时也是互相兼治的。在轩辕黄帝时代，人医是兼兽医的，所以为人看病的医生同时也为动物看病，并没有专门的兽医之说。至周代人医与兽医才开始分立。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代宫廷医生已分为食医（营养科）、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兽医开始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兽医之职是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病），并能“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饲养管理）”，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食疗法。于是，就有“兽医”始创于我国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之说。2 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发展在奴隶社会，大约公元前22世纪至前476年（即大约夏朝、商朝和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得到了初步发展。2.1 夏商时期。我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之前，人类已较普遍的饲养了猪、犬、牛、羊和鸡等畜禽。为了畜禽的健康与繁衍，便有了与畜禽疾病进行博弈抗争的史前兽医活动。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 (有) ”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体内寄生虫、齿病等。殷墟遗址中的甲骨文中始现家畜去势的文字记载，发现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划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2.2 西周、春秋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春秋战国时期的兽医在治疗家畜疾病时有3种方法：一是不论内科外科疾病，都灌以药物。《周礼》中的“疗兽病”所说的“灌而行之”，就是灌药治疗。二是“疗兽疡”，即外科病，除了灌药以外，还要“刮之”，就是手术治疗。要清除其害死组织或浓污，以发其恶，然后在创口上敷以药物。三是根据畜病的具体情况施以针刺治疗。据《周礼·天官篇》记载：“兽医掌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道退之”。这说明当时不但已设有专职兽医治疗动物疾病，而且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兽医内外科就已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此记载中所呈现的内、外分科、诊疗程序以及护理方式不仅符合我国的中医理论，甚至从现代兽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合理的。在兽医临床上能够根据不同的病采取灌药、手术、护理、食疗等治疗方法和综合措施。这种临症的综合疗法，无疑是兽医学术上的一大飞跃。而此时在兽医诊疗技术上的脉诊(“以动其气，以观所发”)当是我国兽医临床脉诊应用的最早记载。因此说，当时的兽医学术不仅脱离了原始阶段，而且已初具水平，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兽医学仍可说是进步的。这一时期，我国著名于世的家畜去势术已有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于猪(猿)、马(骤)及牛等多种家畜。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fén)(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騬之﹐指马去势)等。在家畜的疾病方面﹐当时的书籍还记载了危害家畜较大的一些普通病、传染病、侵袭病，如“瘈狗”(zhì gǒu)（指狂犬）、“瘯蠡”(cù li)（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tú)（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猪囊虫(米猪)、传染病(疫)、运动障碍（劳伤）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赢蠻)等疾病，并有了比较正确的诊断和防治措施。这一时期，我国已有肉品检验方法，出现肉品检验专业人员。如《周礼·天官》中还有“内饔(nèi yong)(借指宫廷中的膳食)……辨（肉）腥(xīng)﹑臊(sāo)﹑膻(shān)﹑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视为我国畜禽肉类产品检验的开端。在这一时期，中兽医医药专著尚未发现，只见一些零散的兽医资料。在《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记载有人兽通用的药物100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载，如“流赭(代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在《礼记·月令》中记有:“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古代人们具备了采药的技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造父、孙阳、王良等畜牧兽医名人。其中秦穆公时的兽医学家孙阳(号伯乐)，被视为我国兽医的始祖。3 我国古代兽医奠基时期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大约从东周的战国时期开始，经历秦、汉等数十个朝代，一直到清朝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兽医学知识不断总结，最终形成学术体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3.1 封建社会的前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65年，即战国时期到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阶段。3.1.1 战国时期已有“驼医”、“马医”、“牛医”，为我国最早实行“专科”化兽医诊疗的雏形。如《列子》中记载有专门治马病的马医；《墨子》中也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的记载。此时关于家畜疾病的记载较多，并已开始对家畜发病原因进行探讨。如“牛疡”(见战国的《古玺文字征》)、“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折膝”（均见《战国策》）、“马刃伤”(见《楚辞》)、“马暴死”(见《晏子春秋》)等。《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马蹄》对马匹死伤原因的分析表明，饲养管理不当、使役过度等都是马匹致死或致伤的主要原因。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现存《素问》、《灵枢》两篇，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为中医、中兽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兽医临床诊疗实践。3.1.2 秦汉时期中兽医学有了较大发展。秦代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在秦汉后的六百来年中，出现我国最早的兽医及药物书籍。如秦汉时期出版的《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第一部人畜通用的药书专著，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兽医书籍。其中特别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以及“雄黄治疥癣”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对中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中兽医临床所沿用。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曾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著有《青囊术》《华佗(兽医)方》和关于鸡、猪去势的著述，民间传为阉割始祖。汉简(如《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的记载(见《列仙传》)。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掌握了牛的“走骟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出现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专业书籍问世。3.2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宋、元等朝代，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3.2.1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后﹐我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谷道人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肘后备急方》中的炼丹术的记载，可谓系制药化学的开端，比欧洲早了500-600年。葛洪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狂犬病防治方法，首次运用了免疫学，比欧洲早1000多年，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有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包括掏结术和猪、羊的去势术；“削蹄治疗漏蹄”是世界上关于修蹄技术的最早记录；对家畜群发病提出了早期隔离控制疾病发展的方法，反映出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如梁代的《伯乐疗马经》。3.2.2 隋代始设太仆寺(一说“北齐”始设)，统管马政与牧政，有“兽医博士员120人”(《隋书》)。我国的兽医技术已开始分科并趋完善，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俞极撰·治马经》、《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杂撰马经》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等。此期间的兽医学识和著作也系统地传到国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3.2.3 唐代开始有兽医教育机构，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在主要通过祖传或采取师徒两种形式进行中兽医技术传授的基础上开始了官办兽医专业教育。据《旧唐书》记载，唐神龙年间的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博士，以教众生徒”。我国唐代的兽医教育制度比欧洲最早于1761年设立的法国国立里昂兽医学院早1000多年，它不仅促进了我国传统兽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外的兽医教育。唐贞元末年，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学习兽医。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驾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见《唐律疏议》）。唐高宗显庆四年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出现于唐代的兽医专著约10余种，其中唐禧宗时的《司牧安骥集》（李石编著），对于我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不仅总结了前代的兽医理论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一些临床经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经典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宋、元、明三代学习中兽医学的必读本。它的问世，可视为我国兽医学体系形成的标志。9世纪初《司牧安骥集》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明代时日本已有《假名安骥集》的编译本流传。唐代名医王焘《外台秘要》中还有“驴马牛狗诸疾方”。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有《医牛方》等。3.2.4 宋代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充实。据《宋史》记载，太仆寺初有“药蜜库”“皮剥所”，咸平三年(1000)又增设“群牧司”。据元《文献通考》记载“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授糖蜜之物，以供马医之用”。1007年设置了“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1036年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后又规定“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有耗失则送皮剥所”。“药蜜库”即兽医中药房，也是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病马监”相当于今天的兽医院，这是我国官办“兽医院”的开端；“皮剥所”为专门负责尸检的机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北宋时著名兽医常顺，因创用药浴法治疗马疥癣，而被封为“广禅侯”。据考证，广禅侯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钦封的兽医侯。宋代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兽医著作繁荣，当时出版的诸多兽医专著流传。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世界最早的兽医方剂学专著)、《明堂疗马经》﹑《相马病经》﹑《医驼方》、《贾躭医牛经》、《贾朴牛书》、《马经》、《疗驼经》﹑《师旷禽经》、《重集医马方》、《医马经》、《相马病经》、《常知非马经》、《段永走马备急方》等。王愈编集的《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宋代多次修订本草，在《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的基础上，名医唐慎微编著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世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政和本草》三种，药物由《新修本草》的844种增至1558种，为明代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据《使辽录》记载，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3.2.5 元代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又称《马经通元方论》或《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是继《司牧安骥集》之后现存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兽医学专著，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如对马的起卧症(包括直肠掏结术)进行总结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书中“点痛论”和“跛拐症”是后世诊断跛行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安骥集八卷》和《治马、牛、驼经》等书。3.3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即明代到清代末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时段，是中兽医学在我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并逐渐走向衰落。3.3.1 明代是中兽医学的巩固发展时期，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有所建树。政府特别重视民间兽医的培训，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明英宗时规定，每二十五匹种马为一群设兽医一人，由“每群长之下挑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定业成一人，专看治马匹”。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正是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于1608年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前人和自己的兽医学理论及临床经验之大成，首次提出与中医学相区别而特有的“八证论”辨证技术。该书是目前海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古典代表著作，日本此后有《马经大全》流传。在此前后，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如杨时乔编集的《马书》、《牛书》，钱能编集的《类方马经》，内容都很丰富。明医李时珍1578年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共收录药物1892种、方剂11096帖，其中涉及兽医方药229条；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此外，朝鲜于1633年刊行有汉文的《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书中引证了不少我国古代兽医经典著作。3.3.2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中兽医学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清政府为防止其他民族的反抗而禁止劳动人民养马，废除明洪武年间确定的“挑选聪明子弟学习兽医”制度；末期禁令虽弛，但已严重阻滞了马业和马病学的发展，而牛猪禽业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删补和改编，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牛马驼经大全集》；赵学敏编著了《串雅外编》，其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收录六畜疾病治疗方；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另外，编撰的兽医著作或抄本主要有《抱犊集》、《鸡谱》、《疗马集》、《养耕集》、《牛经备要医方》、《牛医金鉴》、《相牛心镜要览》、《牛马捷经》等流传。4 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近代兽医发展迟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现代兽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兽医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特别巨大贡献。现就传承、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4.1 宣传兽医理念。数千年来，兽医从起源、发展到兽医学体系的形成，无不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兽医为人类贡献厥功至伟。大力宣传“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和现代兽医在维护公众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开展“世界兽医日”、“中国兽医日”和“杰出兽医”等专项宣传活动，展现新时代我国兽医工作者在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方面的突出贡献，让广大公众了解兽医、支持兽医、尊重兽医、热爱兽医，引导我国兽医行业健康发展。4.2 弘扬兽医文化。祖国传统兽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建议依托兽医学科较强的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国家兽医博物馆”；建立和充实蒙、藏、壮、维等民族兽医博物馆；修缮和充实民间兽医博物馆，如“水草庙”、“元亨纪念馆”等，保护、收集、挖掘、传承、精研、发展祖国兽医文物、史料和理论，展示中国兽医的历史渊源，进一步确立我国兽医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弘扬我国传统兽医科技和文化。4.3 加大兽医投入。国家和社会机构要增加对兽医的投人。建议一是涉农涉牧大学恢复或增设中兽医专业，增加中兽医、中兽药硕士、博士教育，强化中兽医、中兽药学科建设，兽医、医学、医药、历史等相关专业增设中兽医、中兽药等课程；相关科研院所设立中兽医、中兽药等研究所（室），国家、省畜牧兽医学会（协会）设立中兽医分会，开展中兽医系统性研究，加强中兽医专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和发展中兽医学。二是相关院所和药物、兽药生产企业加大中兽药研发投入，加强中兽药、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等研发，促进中兽药产业发展。三是在执业兽医考试中增加中兽医、中兽药权重，或增设中兽医科，提高我国中兽医的行业影响力。四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章程、标准，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行为，保护和发展中兽医事业，激发中兽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促进我国中兽医行业的全面、健康发展。本研究以我国古代兽医为对象，探寻数千年来兽医的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的历史及传统兽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就如何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建议。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存在不足或错误；有的地方引用不是很准确或存在错误，也不能一一甄别，请给予谅解。另外，文中采用“相传”、“传说”等说法，提供不了确证和文献出处，也因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拓展叙述，也请给予谅解。

听课笔记 | 钱平教授《PRRS防控净化新技术及应用》——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在会议上分享了《PRRS防控净化新技术及应用》专题报告。华中农业大学教授钱平猪蓝耳病的流行现状以及危害自1987年在美国首次暴发以来，PRRSV已几乎遍及全球主要养猪国家和地区。在美国，养猪生产者每年因PRRSV导致的损失高达668.58万美元，而在中国，PRRSV感染损失达1424.37元/年/母猪，全年损失近600亿元。全球养猪业每年因此造成的经济损失约27亿美元。钱平教授介绍，通过数据调查显示，蓝耳病对肉猪生产效率有着极大的影响，PRRSV双阴性猪的成活率最高，达到97.90%，日增重为863.56克，料肉比为2.462，FSA指数为343.4。相比之下，PRRSV阳性不稳定猪的成活率最低，为93.26%，日增重为714.86克，料肉比为2.544，FSA指数为262.1。（FSA指数的计算公式为：FSA指数 =（成活率% × 平均日增重 g）÷ 料肉比）PRRSV特点及防控难点PRRSV毒株多，易变异和重组，抗原性和致病力差异大；感染后易引发免疫抑制，导致继发细菌感染；主要感染途径包括呼吸道、生殖道及带毒的后备猪和病猪；感染后组织带毒时间长；该病呈自限性，但抗体水平参差不齐，易感猪的大群体易循环感染；疫苗交叉保护效果不确切，如自家苗或同源性高的灭活疫苗有一定效果，病毒感染或疫苗免疫中和性抗体水平低，弱毒疫苗毒水平传播或垂直传播；抗病毒药物或生物制剂缺乏，现有效果不确实。PRRSV在不同情况下体内带毒时间：· 唾液带毒时间最长可达42天；· 野毒感染公猪精液带毒时间可达92天，疫苗毒为30天；· 粪便带毒时间可达39天，尿液带毒时间可达28天；· 保育或育肥猪感染（包括疫苗毒）病毒血症最长可至70天；· 保育猪感染后157天，扁桃体刮取物可以分离到病毒；· 4周龄猪只感染后，PCR检测阳性最长可至225天（扁桃体）；· 妊娠期85-90天内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病毒血症可持续至210天；· 妊娠期90天感染的母猪所产仔猪，22周龄后可让阴性猪血清转阳。在猪群管理方面，钱平教授提及了后备猪引种和猪群应激管理的重要性。频繁甚至高频引种、不同来源或批次引种、大日龄后备猪引种均可能促进PRRSV传播。钱平教授强调，血液、唾液PRRSV检测阴性，并不代表组织中无PRRSV！钱平教授提出了PRRS防控净化策略，强调结构化和区域化管理。1、结构化：免疫保健规范化；后备猪培育标准化；生物安全结构化；检测监测系统化；猪群流转制度化。 2、区域化：清群闭群；免疫保健；生产管理；生物安全；病毒清除鑫蓝泰临床应用效果钱平教授在报告中介绍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与场景。在安全性试验中，鑫蓝泰显示出对保育猪安全且对采食量无影响。在不同剂量的试验中，鑫蓝泰均未对猪只的采食量产生负面影响，证明了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安全性。通过对怀孕母猪的试验设计，研究了不同药物对生产成绩和PRRSV清除效果的影响。试验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A（鑫蓝泰）的窝均产健仔数显著提高，从对照组的13.35头增加到13.78头。此外，鑫蓝泰组哺乳仔猪成活率提高至98.58%，对照组为98.44%。窝均多提供合格断奶仔猪0.68–0.39头，每头母猪平均多提供断奶仔猪1.564–0.897头，净增收469.2–269.1元！这些数据表明，鑫蓝泰能够有效提高母猪的生产性能和仔猪的成活率。最后，钱平教授总结了鑫蓝泰在临床应用中的效果，强调了其在提高生产性能、安全性以及清除PRRSV方面的显著优势。通过联合应用NADC30 GX-R18QP毒株、NADC30灭活疫苗及“一场一策”方案，鑫蓝泰可有效实现PRRS的稳定与净化，缩短驯化时间，加速净化进程。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听课笔记 | 魏红江教授《猪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抗病育种专场

听课笔记在当前复杂疫病挑战与养殖业追求减抗、无抗及降本增效的双重背景下，尽管预防接种和药物治疗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仍未能完全控制和消灭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从长远来看，采用遗传学方法从遗传本质上提高猪对病原的抗性，开展抗病育种具有治本的功效。2025年8月22日上午，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承办，中农种源（深圳）科技有限公司协办的“猪抗病育种专场”在西安国际会展中心举办。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在会议上分享了《猪基因编辑技术及其应用》专题报告。云南农业大学魏红江教授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的建立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基因编辑技术发展的四个主要阶段，从最初的雏形与探索期到如今的应用与伦理深化期。基因编辑技术的发展史是一部从粗犷、低效到精准、高效，从复杂、昂贵到简单、普惠的进化史。以CRISPR为代表的技术的出现，极大地降低了基因编辑的门槛，使生物学和医学研究进入了前所未有的新时代，但其强大的能力也要求我们必须以审慎和负责任的态度来推动其发展。魏红江教授指出尽管猪基因编辑技术发展迅速，但仍面临单个基因到多基因的同时编辑难度大、猪等大型哺乳动物周期长、成本高等问题。他强调，我们需要的是高效、稳定的猪基因编辑技术体系。 关于地方猪遗传资源如何有效保护与开发利用，魏红江教授认为”基因编辑+体细胞克隆技术“必不可少，而目前云南农业大学在猪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平台上做了许多研究：1、建立了利用随机过表达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外源基因过表达猪的方法，构建Leptin过表达克隆猪，创制PIK3C3基因过表达的肝损伤猪模型。2、建立了利用TALENs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实现了目的基因的高效双等位基因敲除，敲除效率达42%。3、建立了利用CRISPR/Cas9基因编辑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多基因敲除猪的方法，创制三基因同时敲除的基因编辑克隆猪，为人类肝脏等器官再生研究提供了重要基础。4、建立了利用BE3碱基编辑器和体细胞克隆技术构建点突变猪的方法，构建P53基因敲除猪，可作为人类肿瘤小型猪模型。5、建立了通过微量细胞鉴定快速生产基因编辑猪的方法，获得阳性细胞系的成功率提高了约4倍。6、建立了通过连续克隆实现转基因稳定、高效过表达的方法，大大减少了批量开发基因编辑克隆猪的周期和成本。猪基因编辑技术在抗病育种上的应用魏红江教授将传统育种和现代分子育种进行对比，他总结到，统育种通过杂交和扩群提高来改良品种，周期超过10年，尽管能集中多种优良性状，但存在性状不稳定、周期长、效率低等问题。而现代分子育种则利用全基因组选择、基因编辑等技术，能在5年内实现精准改良，具有性状稳定、周期短、效率高的优势，尽管技术门槛较高，总体上，现代分子育种在效率和精确度上显著优于传统方法。魏红江教授介绍了家猪T细胞抗原识别相关TRBV27基因的抗非洲猪瘟病毒感染作用研究，TRBV27基因在非洲野猪中存在缺失，表明可能与非洲野猪对ASFV的天然抗性有关。通过构建TRBV27KO基因编辑猪并感染ASFV，证明其对ASFV的抗病性。他指出，与野生型相比TRBV27KO猪抵抗ASFV感染的病程延迟，可能与TRBV27参与抗原呈递物的结合，敲除后抑制了部分细胞因子的释放。TRBV27基因并不是家猪对ASFV易感的关键基因，它的缺失不能使家猪抵抗非洲猪瘟，而TRBV27KO猪对其余重大生产疾病的抵抗力有待研究，此实验结果在一定程度上为其余猪病的抗病育种研究提供了参考。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疾病模型及器官移植上的应用通过基因编辑技术，研究人员已经能够揭示超过125,000个与人类疾病相关的基因位点变异，其中单个碱基突变引起的疾病有24,670个。这些数据为构建人类重大动物疾病模型提供了基础。在2008至2015年间，研究人员获得了基因修饰猪疾病模型，包括杜氏肌营养不良症、系统性红斑狼疮等，这些模型覆盖了多种人类重大疾病，为研究提供了重要的实验平台。猪基因编辑技术在人类器官移植上的应用前景广阔，主要体现在解决全球器官移植供体短缺的问题。数据显示，目前全球心、肾器官的供求比为10:200，中国器官供求比为1:150，器官移植供体数量严重不足。通过基因编辑技术，可以培育出适合人类器官移植的猪供体，2012年，Lancet杂志发表文章，认为这是下一次医学革命。云南农业大学在异种器官移植研究中取得了显著进展，建立了完整的异种器官移植技术链，包括医用猪新品种培育、基因编辑克隆技术创新与利用、供体猪开发、器官移植及术后护理等。这些研究为全球异种器官移植技术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听课笔记 | 周斌教授《近期我国猪病毒性腹泻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

当前，我国猪病流行谱持续演变，多重病原共感染与毒株变异导致临床表征日趋复杂，传统防控策略的边际效应递减，行业对精准、高效、可持续的新技术体系需求迫切。2025年8月23日下午，中国兽医协会第十二届兽医大会“猪病防控新技术专场”如期召开。本场会议由中国兽医协会主办，中国兽医协会猪兽医分会、陕西省畜牧业协会兽医分会、华中农业大学动物医学院承办，宁波第二激素厂、默沙东动物保健品（上海）有限公司协办。东北农业大学教授周斌在会议上分享了《近期我国猪病毒性腹泻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专题报告。东北农业大学周斌教授01病毒性腹泻在我国的流行趋势及防控要点周斌教授指出，通过对全国八个省份1030份腹泻样品进行检测，发现轮状病毒（PoRV）在中国东南部地区流行较为严重，是造成仔猪腹泻的主要病原，而猪流行性腹泻病毒（PEDV）、猪传染性胃肠炎病毒（TGEV）与猪德尔塔冠状病毒（PDCoV）的检出率相对较低。在2024-2025年我国主要猪产区病毒性腹泻病的分子流行病学调查中，PEDV G2c是当前的主流毒株，部分地区如广东省、贵州省、云南省和河南省的PEDV流行基因型主要为G2c。周斌教授指出，针对当前猪病毒性腹泻的防控难点，首先我们需要改变防控思路；病原免疫原性的变化需要我们重新制定疫苗接种方案；猪场反复发生腹泻需要我们从生物安全角度出发，严格执行相关措施；猪场免疫抑制病对流行性腹泻的危害程度也需要进一步明确。同时，周斌教授提示，针对当前PEDV的防控重点，后备母猪驯化和生物安全评价至关重要。确保返饲材料的具体传染性和安全性，首次返饲时间应为10-12周，返饲后5-7天检测排毒。应建立专门区域或隔离场进行有效隔离，6-8周后转移并混群。此外，产前免疫灭活苗可诱导再次免疫应答。02猪轮状病毒流行趋势PoRV是引起哺乳仔猪和断奶仔猪急性腹泻的主要病原体之一，临床症状主要为呕吐、下痢、厌食，病理剖检肠壁呈半透明状。2022年，从中国230个养猪场采集了25768份腹泻样本，数据调查显示中国猪场PoRV的平均感染率为86.52%，而样品阳性率为51.15%。最流行的基因组合型为G9P[23]I5（22.78%），其次是G9P[13]I5（15.19%）、G5P[13]I5（13.92%）和G9P[7]I5（10.13%）。PoRV的流行亚型具有多样性，无明显地域差异性。PoRVA毒株CHN/SD/LYXH2/2022/G4P[6]I1与人源RV具有高度同源性，表明人和RV毒株存在遗传重配。周斌教授强调，现阶段，需正确认识猪轮状病毒的特征、流行特点等，做好轮状病毒鉴别诊断及基因分型，采取有针对性的防控措施。03临床防控案例经验分享周斌教授强调针对腹泻疫情的控制，要遵循疫情控制三大原则：1、最大化群体免疫力：全群普免一次腹泻苗，母猪产前2周肌注腹泻疫苗，母猪产前1周口服活疫苗一头份。2、最小化环境病毒载量：严格的产房冲洗消毒，母猪上床前洗澡/清洗后驱，栋舍环境消毒/生物安全操作，发病猪及时淘汰并作无害化处理，大日龄猪提前断奶。3、最小化产能损失：提前断奶仔猪的饲养管理，提前断奶母猪的激素饲喂。周斌教授对腹泻疫情控制进行了要点总结：从疫情诊断直至结束，定期进行多个腹泻病原的筛查，实时了解真实病原存在情况及损失；方案需由专业的兽医团队按各环节监督执行，分工协作，确保有效落实，防止方案走形；不再只盯住仔猪的死亡，而是关注猪场的产能损失，盯住提前断奶仔猪和提前断奶母猪的隐形损失；注重控制方案的安全性，在后非瘟时代，为规避因返饲引起应激和生物安全风险；借助产房周转表，用数据监控生产管理的漏洞，确保产房高效、稳定运行。04当前腹泻防控的新技术应用1、新型诊断技术：利用纳米孔单分子测序技术进行快速精确检测，以及通过蛋白质组学技术进行病原体蛋白鉴定和免疫反应蛋白筛选，提高诊断的特异性和准确性。2、疫苗研发：通过嵌合疫苗、纳米疫苗、病毒样颗粒疫苗的研发构建出安全高效的新型疫苗，增强抗原的稳定性和免疫原性，实现对猪免疫系统的精准激活。3、治疗新技术：应用CRISPR-Cas系统进行基因编辑治疗，定向敲除或修饰猪细胞中与病毒复制相关的基因，阻断病毒的感染和传播。此外，定向抗病毒治疗技术通过编辑病原体基因，实现精准抗病毒治疗。4、智能监测与预警系统：利用机器学习算法分析历史数据和实时监测数据，建立猪腹泻发病预测模型，提前预测疫情风险，为防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同时，结合多维度数据全面分析发病因素，为精准防控提供支持。笔记整理：新猪网 | 邑晴

肉鸡屠宰率性状全基因组关联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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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T1L敲除的鸡胚成纤维细胞系构建及其对ALV-J复制和细胞信号通路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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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高致病性禽流感疫情新动向及公共卫生安全风险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