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兽医的历史也较世界其他国家早。我国古代兽医起源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经历奴隶社会的早期发展，和漫长的封建社会的奠基发展，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形成了我国特有的传统兽医学体系。它是我国历代人民在与畜禽疾病斗争中得出的宝贵经验总结而成的独特的理论体系，是中华民族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华夏儿女宝贵的文化遗产。探寻数千年我国古代兽医发展历史，大力弘扬传统兽医文化。

关键词：探寻；古代；兽医；弘扬；文化。

兽医，古指掌疗兽病之官，后泛指治疗家畜家禽疾病的医生。兽医是个古老的职业，始于远古时期。“兽医”一词始创于我国周代，其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研究世界兽医史，必须先研究我国古代兽医的起源和发展史。多数学者将我国兽医史划分为古代兽医、近代兽医和现代兽医，其中古代兽医是指从远古时期的原始社会到奴隶社会，一直到封建社会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漫长的时段。一般来说，我国古代兽医的发展过程主要分为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等几个阶段。

1 我国古代兽医起源

我国是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也是有着悠久农业历史的农业大国，畜牧业的历史悠久，早在万年前便出现了畜牧业。若按照“科学的发生与发展一开始就由生产所决定的”的原则来看，兽医(最早的传统中兽医)应是在此时开始出现的。

1.1 畜牧业的起源。诸多的考古资料表明，我国在新石器时代早期之前开始驯养家畜。35万年以前“河套人”时代(旧石器时代晚期)在内蒙古地区已有了家畜的直接祖先即真马、真牛、真羊、真骆驼等，促使我国北方原始猎牧业活动萌发。约在1万年至4千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我国已有猪、牛、犬、马等家畜饲养，便出现了原始的家畜驯养业。从已出土的文物中看，距今11310±180年至7580±410年的广西桂林甑瓦皮岩洞穴遗址上下层都有较多猪骨出土，据鉴定都是反映人工饲养和被宰杀的结果。距今约8000年的河南裴李岗遗址中，挖掘出猪、羊等骨骼；距今约7000年的浙江河姆渡遗址和6000年的安徽薛家岗遗址中，发掘出猪、犬和水牛的骨骼，不过数量较少，家畜种类也有限，这说明当时的畜牧业尚处于初级阶段。

我国在原始社会已出现家畜圈养。考古显示，距今约6000年左右的陕西西半坡村和姜寨遗址中，不仅发现有家养的猪、犬头骨、牛、羊、马、鸡的残骸，还有甩细木柱围成的圈栏，用以饲养动物。相传在早期的轩辕黄帝时代就已经出现了对一些鸟兽以及牛马进行圈养，出现原始畜牧业的雏形。相传在尧舜时代就已经设有专门管畜牧的人员，这也是畜牧政业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开端，这类人员被称作为“益做虞”，主要负责对牲畜的管理，是当时掌管畜牧的高级官员。在殷商时期(公元前16世纪至公元前11世纪)的甲骨文中，已有表示猪圈、羊栏、牛棚、马厩等的象形文字。家畜圈栏的出现，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畜牧业已进入一个新的发展阶段﹐也表明了此时已初具兽医防护的设施，有了一定的关于家畜卫生防护的知识。

1.2 兽医的诞生。历史证明，自有人类社会出现，就有医学的萌芽；同样，有了畜牧业就有兽医的活动。我国古代兽医学的诞生与原始社会的畜牧业发展有着必然的联系，其起源于原始社会，可追溯到野生动物被驯化为家畜的早期阶段，即远古（大约旧石器时代晚期、新石器时代早期，距今10000年前）至公元前22世纪。如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时说“兽医学起源于开始驯化野生动物及将其转化成为家畜的时代。”这基本上符合我国的历史，也说明我国兽医术早在原始社会已开始萌芽。

约在1万年以前﹐人类在开始发展畜牧业的同时﹐便开始了对家畜疾病的斗争。随着古代畜牧兽医工作者不断地生产实践以及经验积累，不断地寻求治疗的有效方法，从而就诞生了兽医学。例如火和石器﹑骨器被应用于战胜人畜的疾病，导致了温热疗法﹑针灸术以及其它外治法的起源。对家畜的阉割术也是当时比较原始的一种医兽办法。相传在公元前2700年前的轩辕黄帝时期，就有火骟法的运用（家畜去势，也算是最早的兽医外科学）。

我国兽医的历史相较世界其他国家早，这已为世界各国所公认。世界上有文字记载的首位马医叫马师皇，是相传生活于黄帝时代的著名兽医，“马师皇者，黄帝时马医也”，被称作上古第一“医仙”，也被尊奉为兽医的鼻祖。德国历史学家在论述世界兽医学史里说“上古之世早已使用家畜的中国，在公元前二千年以前，就有医药的搜集。”在西方，有关兽医发展的早期记载是公元前2100年，在巴比伦古老法典中有对于牛医和驴医的义务和应得报酬所作的规定；公元前1900年，埃及人已在莎草纸上记录有治疗动物疾病的处方；在古印度，兽医和人医曾同样兴盛，公元前1500—前1200年的吠陀时代，一些经典中有以韵文记载的动物疾病及其治疗方法。中世纪时兽医学趋于衰落，患马常由一些锻造铁蹄的铁匠诊治。英文“兽医”一词既指钉马蹄的铁匠，又指兽医，可能即此之故。

1.3 兽医称号的出现。“兽医”一词创于周朝，这一职业有较为正式的文字记载最早出现于公元前西周时代的《周礼》之中。《周礼·天官·兽医》：“兽医，掌疗兽病，疗兽疡。”《旧唐书·职官志三》：“兽医掌疗马病。”明陶宗仪《辍耕录·兽医》：“世以疗马者曰兽医，疗牛者曰牛医。《周礼·天官·冢宰篇》‘兽医下士八人’注：‘兽，牛马之属。’按此，则疗牛者亦当曰兽医矣。”

在远古时代，人医和兽医并不分开，同时也是互相兼治的。在轩辕黄帝时代，人医是兼兽医的，所以为人看病的医生同时也为动物看病，并没有专门的兽医之说。至周代人医与兽医才开始分立。据《周礼•天官》记载，西周时代宫廷医生已分为食医（营养科）、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四种，兽医开始成为独立的专门职业。兽医之职是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病），并能“据病之所宜，以五谷养之（饲养管理）”，即能依病之所需，配合食疗法。于是，就有“兽医”始创于我国周代、世界各国未有早于我国者之说。

2 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发展

在奴隶社会，大约公元前22世纪至前476年（即大约夏朝、商朝和春秋时期），我国古代兽医早期得到了初步发展。

2.1 夏商时期。我国兽医技术的早期发展与马以及猪﹑羊等家畜的用途日受重视有关。

夏代晚期的二里头文化时期（约公元前1900年—前1500年）之前，人类已较普遍的饲养了猪、犬、牛、羊和鸡等畜禽。为了畜禽的健康与繁衍，便有了与畜禽疾病进行博弈抗争的史前兽医活动。殷商时因马已用于拉车和骑射而开始注意马病。如甲骨文中便有“贞多马亚﹐其 (有) ”等字句﹐其中“亚”读为“恶”，是马有疫病的卜辞；同时还有人畜通用的病名﹐如体内寄生虫、齿病等。殷墟遗址中的甲骨文中始现家畜去势的文字记载，发现有牡猪的象形字，其字形中象征生殖器的笔划是断离的，许多学者释为去势的公猪，说明当时已有原始的阉割术。

2.2 西周、春秋时期。从西周到春秋时期(公元前11世纪至公元前476年)，我国兽医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

春秋战国时期的兽医在治疗家畜疾病时有3种方法：一是不论内科外科疾病，都灌以药物。《周礼》中的“疗兽病”所说的“灌而行之”，就是灌药治疗。二是“疗兽疡”，即外科病，除了灌药以外，还要“刮之”，就是手术治疗。要清除其害死组织或浓污，以发其恶，然后在创口上敷以药物。三是根据畜病的具体情况施以针刺治疗。据《周礼·天官篇》记载：“兽医掌疗兽病(内科)、疗兽疡(外科)。凡疗兽病，灌而行之，以节之，以动其气，观其所发而养之；凡疗兽疡，灌而劀之，以发其恶，然后药之，养之、食之。凡兽之有病者，有疡者，使疗之，死则计其数，以道退之”。这说明当时不但已设有专职兽医治疗动物疾病，而且已将内科病(兽病)和外科病(兽疡)区别开来，兽医内外科就已各成一个独立的学科。此记载中所呈现的内、外分科、诊疗程序以及护理方式不仅符合我国的中医理论，甚至从现代兽医学的观点来看也是十分合理的。在兽医临床上能够根据不同的病采取灌药、手术、护理、食疗等治疗方法和综合措施。这种临症的综合疗法，无疑是兽医学术上的一大飞跃。而此时在兽医诊疗技术上的脉诊(“以动其气，以观所发”)当是我国兽医临床脉诊应用的最早记载。因此说，当时的兽医学术不仅脱离了原始阶段，而且已初具水平，较之同时期的西方兽医学仍可说是进步的。

这一时期，我国著名于世的家畜去势术已有进一步发展，广泛应用于猪(猿)、马(骤)及牛等多种家畜。有关文献记载的有“豮”(fén)(指去势的公猪)和“攻特”(即騬之﹐指马去势)等。

在家畜的疾病方面﹐当时的书籍还记载了危害家畜较大的一些普通病、传染病、侵袭病，如“瘈狗”(zhì gǒu)（指狂犬）、“瘯蠡”(cù li)（指家畜疥癣）、“玄黄”（指马黄病极而变色）、“瘏”(tú)（指马疲不能行进之病）、猪囊虫(米猪)、传染病(疫)、运动障碍（劳伤）以及外血吸虫如马、牛虻(赢蠻)等疾病，并有了比较正确的诊断和防治措施。

这一时期，我国已有肉品检验方法，出现肉品检验专业人员。如《周礼·天官》中还有“内饔(nèi yong)(借指宫廷中的膳食)……辨（肉）腥(xīng)﹑臊(sāo)﹑膻(shān)﹑香之不可食者”等记载﹐可视为我国畜禽肉类产品检验的开端。

在这一时期，中兽医医药专著尚未发现，只见一些零散的兽医资料。在《周礼》、《诗经》和《山海经》中记载有人兽通用的药物100多种，并有兽医专用药物的记载，如“流赭(代赭石)以涂牛马无病”等。在《礼记·月令》中记有:“孟夏月也……聚蓄百药”，说明古代人们具备了采药的技能。在这一时期，出现了造父、孙阳、王良等畜牧兽医名人。其中秦穆公时的兽医学家孙阳(号伯乐)，被视为我国兽医的始祖。

3 我国古代兽医奠基时期

在漫长的封建社会，大约从东周的战国时期开始，经历秦、汉等数十个朝代，一直到清朝后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是中兽医学知识不断总结，最终形成学术体系并得到发展的重要时期。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发展大致可分为3个时期。

3.1 封建社会的前期。公元前475年至公元265年，即战国时期到秦、汉、三国时期，是中兽医学进一步奠定基础和形成理论体系的重要阶段。

3.1.1 战国时期已有“驼医”、“马医”、“牛医”，为我国最早实行“专科”化兽医诊疗的雏形。如《列子》中记载有专门治马病的马医；《墨子》中也有“……一罢马不能治，必索良医”的记载。此时关于家畜疾病的记载较多，并已开始对家畜发病原因进行探讨。如“牛疡”(见战国的《古玺文字征》)、“羸牛”(指瘦弱牛)、“马肘溃”、“马折膝”（均见《战国策》）、“马刃伤”(见《楚辞》)、“马暴死”(见《晏子春秋》)等。《晏子春秋》中还有马中暑的记述，“大暑而疾驰，甚（重）者马死，薄（轻）者马伤”。《庄子·马蹄》对马匹死伤原因的分析表明，饲养管理不当、使役过度等都是马匹致死或致伤的主要原因。

这一时期对兽医学的发展具有奠基意义的是《黄帝内经》一书的问世，现存《素问》、《灵枢》两篇，大部分为春秋战国时期的内容。中兽医学的基本理论最早源于《黄帝内经》，为中医、中兽医奠定了理论基础，并一直有效地指导着中兽医临床诊疗实践。

3.1.2 秦汉时期中兽医学有了较大发展。秦代颁布了世界上最早的畜牧兽医法规“厩苑律”(见《云梦秦简》)，汉代进一步修订更名为“厩律”。这一时期中国医学和药物学上的重大进步，都有力地促进了汉代和以后中国兽医学的迅速发展。兽医药物一般认为是在人体用药的基础上﹐加上对动物的直接观察而开始被应用的。在秦汉后的六百来年中，出现我国最早的兽医及药物书籍。如秦汉时期出版的《神农本草经》（又称《本草经》或《本经》），是我国第一部人畜通用的药书专著，这可能是我国最早的兽医书籍。其中特别提到的“牛扁(药名)杀牛虱小虫又疗牛病”、“柳叶主马疥痂疮”﹑“梓叶捣傅(敷)猪疮”﹑“桐花主傅(敷)猪疮”以及“雄黄治疥癣”等﹐都是关于兽用药物功效的记述。汉代名医张仲景所著《伤寒杂病论》《金匮要略》等书，不仅充实和发展了前人辨证论治的原则，也对中兽医学产生了深远影响；他创立的六经辨证方法及其许多方剂，一直为中兽医临床所沿用。东汉末年名医华佗曾发明全身麻醉剂“麻沸散”并进行剖腹涤肠手术，相传他还著有《青囊术》《华佗(兽医)方》和关于鸡、猪去势的著述，民间传为阉割始祖。汉简(如《居延汉简》、《流沙坠简》和《武威汉简》)中，不但有兽医方剂，而且还有将药物制成丸剂给马内服的记载。汉代将铁制的九针﹑金针和银针用于针灸﹐并有采用针药结合的方法治疗动物疾病的记载(见《列仙传》)。河南方城汉墓中出土有“拒龙阉牛图”﹐说明中国在1800多年前已掌握了牛的“走骟法”。汉代已知用革制的马鞋(鞮)进行护蹄和为马削蹄。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当时曾出现有畜牧兽医专著《相六畜》三十八卷；马王堆汉墓出土有《相马经》，《三国志》注中还记载汉代曾出现有《马经》和《牛经》等专业书籍问世。

3.2 封建社会中期。公元265—1368年，即魏晋南北朝时期到隋、唐、宋、元等朝代，这一时期中兽医学形成了完整的学术体系，并继续向前发展。

3.2.1 魏晋南北朝时期，汉代以后﹐我国兽医学在前阶段发展的基础上逐渐形成体系。晋代名医葛洪所著的《肘后备急方》中有“治牛马六畜水谷疫疠诸病方”，其中有关于马驴十几种病的疗法﹐如用黄丹术治“脊疮”﹐用灸熨术治“马羯骨胀”﹐用“谷道人手”技术治“胞转”﹐并指出疥癣有虫等。《肘后备急方》中的炼丹术的记载，可谓系制药化学的开端，比欧洲早了500-600年。葛洪提出了“杀所咬犬，取脑敷之”的狂犬病防治方法，首次运用了免疫学，比欧洲早1000多年，可以称得上是免疫学的先驱。北魏贾思勰所著的《齐民要术》一书有畜牧兽医专卷，载有家畜26种疾病的48种疗法﹐包括掏结术和猪、羊的去势术；“削蹄治疗漏蹄”是世界上关于修蹄技术的最早记录；对家畜群发病提出了早期隔离控制疾病发展的方法，反映出当时的兽医技术已达到了较高水平。此后﹐兽医学专著大量涌现，如梁代的《伯乐疗马经》。

3.2.2 隋代始设太仆寺(一说“北齐”始设)，统管马政与牧政，有“兽医博士员120人”(《隋书》)。我国的兽医技术已开始分科并趋完善，畜病的诊治﹑方药及针灸等均有专著。如《隋书·经籍志》就记载有《疗马方》、《伯乐治马杂病经》、《俞极撰·治马经》、《治马经图》、《马经孔穴图》、《杂撰马经》以及《治马牛驼骡等经》等。此期间的兽医学识和著作也系统地传到国外，对有关国家和地区的兽医学发展有着深远的影响。

3.2.3 唐代开始有兽医教育机构，中国的兽医教育始于唐代。在主要通过祖传或采取师徒两种形式进行中兽医技术传授的基础上开始了官办兽医专业教育。据《旧唐书》记载，唐神龙年间的太仆寺中设有“兽医六百人，兽医博士四人，学生一百人”“博士，以教众生徒”。我国唐代的兽医教育制度比欧洲最早于1761年设立的法国国立里昂兽医学院早1000多年，它不仅促进了我国传统兽医学的发展，也影响了国外的兽医教育。唐贞元末年，日本兽医平仲国等到中国学习兽医。

为保障畜牧业的发展﹐唐代还制定了有关畜牧兽医的法规﹐如唐律规定“诸乘驾官畜产，而脊破领穿，疮三寸，笞二十；五寸以上，笞五十”，以及“……伤重五日内死者，从杀罪”（见《唐律疏议》）。唐高宗显庆四年颁布的《新修本草》﹐收载药物844种，可称是中国古代较完备、世界上最早的一部人畜通用的药典。出现于唐代的兽医专著约10余种，其中唐禧宗时的《司牧安骥集》（李石编著），对于我国兽医学的理论及诊疗技术有比较系统全面的论述﹐不仅总结了前代的兽医理论知识，而且还总结了一些临床经验，为我国现存最早的较为完整的一部中兽医经典古籍，也是我国最早的一部兽医教科书，为宋、元、明三代学习中兽医学的必读本。它的问世，可视为我国兽医学体系形成的标志。9世纪初《司牧安骥集》在日本得到广泛的传播，明代时日本已有《假名安骥集》的编译本流传。唐代名医王焘《外台秘要》中还有“驴马牛狗诸疾方”。唐代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兽医学也有很大发展﹐如西藏有《论马宝珠》和《医马论》等著作，新疆有《医牛方》等。

3.2.4 宋代兽医又有进一步的创新和充实。据《宋史》记载，太仆寺初有“药蜜库”“皮剥所”，咸平三年(1000)又增设“群牧司”。据元《文献通考》记载“宋之群牧司有药蜜库……掌授糖蜜之物，以供马医之用”。1007年设置了“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1036年规定“凡收养病马，取病浅者送上监，深者送下监，分十槽医疗之”。后又规定“牧养上下监，掌治疗病马及申驹数，有耗失则送皮剥所”。“药蜜库”即兽医中药房，也是中国最早的兽医药房；“病马监”相当于今天的兽医院，这是我国官办“兽医院”的开端；“皮剥所”为专门负责尸检的机构，可以说是我国最早的家畜尸体剖检机构。北宋时著名兽医常顺，因创用药浴法治疗马疥癣，而被封为“广禅侯”。据考证，广禅侯是我国历史上唯一被钦封的兽医侯。

宋代印刷术的改进和造纸业的发达﹐促进兽医著作繁荣，当时出版的诸多兽医专著流传。见载于《宋史•艺文志》的就有《伯乐针经》、《安骥集》、《安骥集药方》(世界最早的兽医方剂学专著)、《明堂疗马经》﹑《相马病经》﹑《医驼方》、《贾躭医牛经》、《贾朴牛书》、《马经》、《疗驼经》﹑《师旷禽经》、《重集医马方》、《医马经》、《相马病经》、《常知非马经》、《段永走马备急方》等。王愈编集的《蕃牧纂验方》，载方57个﹐并附针法。宋代多次修订本草，在《开宝本草》、《嘉祐本草》的基础上，名医唐慎微编著了《经史证类备急本草》(简称《证类本草》），后世有《大观本草》、《绍兴本草》、《政和本草》三种，药物由《新修本草》的844种增至1558种，为明代李时珍编著《本草纲目》奠定了基础。据《使辽录》记载，当时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已用醇作麻醉剂，进行马的切肺手术。

3.2.5 元代著名兽医卞宝(卞管勾)著有《痊骥通玄论》（又称《马经通元方论》或《司牧马经痊骥通元论》）﹐是继《司牧安骥集》之后现存较早较完整的一部兽医学专著，其中“三十九论”、“四十六说”对于家畜脏腑病理及一些常见多发病(尤其是结症及跛行等)的诊疗进行总结性的论述，如对马的起卧症(包括直肠掏结术)进行总结论述外，还提出了“胃气不和，则生百病”的脾胃发病学说。书中“点痛论”和“跛拐症”是后世诊断跛行的理论基础。这一时期，还出现了《安骥集八卷》和《治马、牛、驼经》等书。

3.3 封建社会后期。公元1368—1840年，即明代到清代末期的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这一时段，是中兽医学在我国古代发展的高峰时期，并逐渐走向衰落。

3.3.1 明代是中兽医学的巩固发展时期，在兽医教育和兽医学著作方面有所建树。政府特别重视民间兽医的培训，曾几次培训基层兽医。如明英宗时规定，每二十五匹种马为一群设兽医一人，由“每群长之下挑选聪明子弟二三人学习，定业成一人，专看治马匹”。我国历史上最杰出的兽医学家喻仁(字本元)喻杰(字本亨)正是这个制度下培养出来的。他们于1608年编著了《元亨疗马集》(附牛驼经)理法方药俱备﹐内容丰富多彩﹐是前人和自己的兽医学理论及临床经验之大成，首次提出与中医学相区别而特有的“八证论”辨证技术。该书是目前海内外流传最广的一部中兽医学古典代表著作，日本此后有《马经大全》流传。在此前后，有关马﹑牛疾病的医书也出现过不少，如杨时乔编集的《马书》、《牛书》，钱能编集的《类方马经》，内容都很丰富。明医李时珍1578年编著了举世闻名的《本草纲目》，共收录药物1892种、方剂11096帖，其中涉及兽医方药229条；不但为人医﹐也为兽医提供了极其丰富的医药知识。此外，朝鲜于1633年刊行有汉文的《新编集成马医方、牛医方》，书中引证了不少我国古代兽医经典著作。

3.3.2 鸦片战争以前的清代中兽医学处于缓慢发展的状态。清政府为防止其他民族的反抗而禁止劳动人民养马，废除明洪武年间确定的“挑选聪明子弟学习兽医”制度；末期禁令虽弛，但已严重阻滞了马业和马病学的发展，而牛猪禽业有较大发展。这一时期也有一些兽医著作出现，主要是对《元亨疗马集》一书进行的改编﹑选辑和充实，如李玉书对《元亨疗马集》进行了删补和改编，成为现今广为流传的《牛马驼经大全集》；赵学敏编著了《串雅外编》，其中特列有“医禽门”和“医兽门”，收录六畜疾病治疗方；郭怀西编著有《新刻注释马牛驼经大全集》；另外，编撰的兽医著作或抄本主要有《抱犊集》、《鸡谱》、《疗马集》、《养耕集》、《牛经备要医方》、《牛医金鉴》、《相牛心镜要览》、《牛马捷经》等流传。

4 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

鸦片战争以后﹐我国兽医学由盛极而趋衰落，近代兽医发展迟缓。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国现代兽医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兽医事业取得显著成效，为维护养殖业生产安全、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公共卫生安全作出了特别巨大贡献。现就传承、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如下几点建议。

4.1 宣传兽医理念。数千年来，兽医从起源、发展到兽医学体系的形成，无不与人类、社会和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兽医为人类贡献厥功至伟。大力宣传“同一世界，同一健康”理念和现代兽医在维护公众健康、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领域所做的大量工作，开展“世界兽医日”、“中国兽医日”和“杰出兽医”等专项宣传活动，展现新时代我国兽医工作者在服务“三农”、助力脱贫攻坚及乡村振兴方面的突出贡献，让广大公众了解兽医、支持兽医、尊重兽医、热爱兽医，引导我国兽医行业健康发展。

4.2 弘扬兽医文化。祖国传统兽医学历史悠久，博大精深。建议依托兽医学科较强的大学、科研院所建立“国家兽医博物馆”；建立和充实蒙、藏、壮、维等民族兽医博物馆；修缮和充实民间兽医博物馆，如“水草庙”、“元亨纪念馆”等，保护、收集、挖掘、传承、精研、发展祖国兽医文物、史料和理论，展示中国兽医的历史渊源，进一步确立我国兽医在国际上的历史地位和学术地位，弘扬我国传统兽医科技和文化。

4.3 加大兽医投入。国家和社会机构要增加对兽医的投人。建议一是涉农涉牧大学恢复或增设中兽医专业，增加中兽医、中兽药硕士、博士教育，强化中兽医、中兽药学科建设，兽医、医学、医药、历史等相关专业增设中兽医、中兽药等课程；相关科研院所设立中兽医、中兽药等研究所（室），国家、省畜牧兽医学会（协会）设立中兽医分会，开展中兽医系统性研究，加强中兽医专业人才培养与交流，在全球范围内大力推广和发展中兽医学。二是相关院所和药物、兽药生产企业加大中兽药研发投入，加强中兽药、中草药饲料添加剂等研发，促进中兽药产业发展。三是在执业兽医考试中增加中兽医、中兽药权重，或增设中兽医科，提高我国中兽医的行业影响力。四是通过制定相应的法规、章程、标准，整合行业资源、规范行业行为，保护和发展中兽医事业，激发中兽医从业人员的工作热情，促进我国中兽医行业的全面、健康发展。

本研究以我国古代兽医为对象，探寻数千年来兽医的起源、早期发展、奠基时期的历史及传统兽医学体系的形成发展过程，并就如何弘扬我国传统兽医文化提出建议。因本人水平有限，文中存在不足或错误；有的地方引用不是很准确或存在错误，也不能一一甄别，请给予谅解。另外，文中采用“相传”、“传说”等说法，提供不了确证和文献出处，也因篇幅限制未作进一步拓展叙述，也请给予谅解。